透過歷史脈絡了解自主權身份
— 導讀/ 原用標題
原文：Seeing Self-Sovereign Identity in Historical Context（IDENTITY WOMAN）
編譯： zCloak Network
第三部分：當代機構和紙質身份文件
本小節探討了兩個現象：當代機構的起源，以及與這些機構相關的身份文檔的起源。它們的歷史交織在一起，相互關聯。我之所以採取這種方法，是因為人們認為由各種機構頒發身份文檔這件事情是理所當然的，"一直都是這樣"。幾年前，一位在聯合國工作的先生在一次會議的小組討論中聲稱："國家一直在向人們發放身份文件"。似乎的確是這樣，因在我們的記憶中確實一直如此。但事實上，護照系統在 100 年前才出現，所以身份文件並非一直如此。那麼，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Colin Koopman 在《我們如何成為我們的數據：信息化人的譜系》（How We Became Data: A Genealogy of the Informational Person）中寫到：
我認為，要讓信息政治進入公眾視野，就必須把我們的歷史分析範圍擴大到戰時信息科學時期和戰後信息科學時期，因為信息政治是在這兩個時期誕生的。
他的書中有整整一章是關於我們今天的官僚出生證明系統的起源；他的書著眼於 1913 年至 1937 年間美國使用過的身份文件形式及其形成過程的歷史。對於這段史學，我想把時間線推到更遠的地方，以考慮更深層次的問題：為什麼幾個世紀以前，歐洲率先出現了出生證明和其它形式的文檔編制。我相信，身份文件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我們的非親屬機構需要身份證明文件才能得以運作。也就是說，證件和機構（有治理機制的機構）共同幫助創造了複雜的網絡化當代社會。接下來我將以幾種不同的方式來闡述這個論點。
我引用了最近的一些學術研究，它重點強調了幾個關鍵的處於發展初期的進程，這些進程創建了（1）歐洲新機構；和（2）一種社會心理學：人們認為自己相對於這些機構是擁有"身份" 的"個體" 。這些機構創建的身份系統比任何數字系統都要早幾千年，它們的材料邏輯主要由紙張的物理現實表現，意思是，紙張是管理這些系統的技術基礎。
許多現代身份系統的歷史往往會追溯到中世紀的介紹信，然後是出生證明、人口普查收據和公民身份文件。然而，值得一問的是，"為什麼這些身份技術對採用它們的人來說是有意義的？以及在之前的幾千年裡，歐洲發生了什麼，以致於這種身份文檔編制技術被大眾所接受？"
我借閱了 Joseph Henrich 的《世界上最古怪的人》（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一書以更深入地了解這段歷史。在書中，Henrich 描述了從 500 年代開始的由天主教會掀起的文化力量。大約從這個時候開始，教會強制實施了一項婚姻家庭計劃—— 禁止表親結婚，並最終延伸到了第七代表親。教會通過洗禮記錄或日誌來追踪七代人（或 140 年）。這種有關受洗者的記錄文件，是國家簽發的出生證明的前身。
在婚姻家庭計劃中，教會還強制實施了一些其它規範，以禁止沒有血緣關係的親密家庭成員結婚。我姐姐的丈夫是我的姐夫，這個術語起源於婚姻家庭計劃，在當時的教會法中，姐夫被認為是有血緣關係的兄弟。具體來講，假設我的姐姐去世後，姐夫想和我結婚，那麼這種行為就會被禁止，因為儘管我們不是血親，但根據（教會的）法律我們是親屬。
使用記錄來避免表親婚姻，雖然是出生證明的一個有趣的先例，但它並不能被解釋為是為人們將自己視為個體奠定了基礎的文化轉變。表親婚姻的解體有效地瓦解了以家庭關係為基礎的、將人們聯繫在一起的緊密型親屬機構。沒有這些親屬型機構"來組織生產，提供安全，並賦予人們意義和身份認同，那麼個人就會因社交方面的壓迫和個體動機的驅動，開始重新安置家園、尋找志同道合的人、形成自願協會、並與陌生人建立友好關係。"
伴隨著數百年來親屬體系的分崩離析，自 10 世紀和 11 世紀開始，越來越多的人遷往城鎮，並加入修道院等宗教機構。正是在這些地方，出現了早期怪異心理學（proto-WEIRD psychology），包括分析思維和非關係道德。這些變化有利於發展出公正的規則，賦予個人特權和義務；同時也創造了客觀的機制來執行信任，如會計記錄、商業法和書面合同。新的社會組織為人類社會群體創造了新的團體和不基於親屬關係的運作方式。緊接著有了現成的成功實驗之後，其它機構也就會復制和傳播這種好的理念。
以下是 Henrich 在書中描述的定義怪異心理學的核心要素：
1. 分析思維：隨著人們"個體"意識的釋放，而非捆綁在密集的家族關係中時，分析思維變得越來越重要，它削弱了整體觀念的重要性和價值。
2. 內部歸因：隨著社交生活向個體轉移，"性情、偏好和個性等特質，以及信仰和意圖等精神狀態變得重要起來。律師和神學家們甚至很快就開始設想人們擁有'權利'"。
3. 獨立與不從眾： "在一個親屬關係薄弱、市場客觀冷靜的社會裡"，人們更加關注自己的獨特性，而不是一味地崇拜古老的智慧和長者。
4. 客觀冷靜的趨社會性：隨著生活被與陌生人打交道的非人情化規範所支配，"人們開始傾向於使用那些適用於他們群體或社區（他們的城市、公會、修道院等）的，不受舊社會關係、部落身份或社會階層影響的公正法律。"
伴隨著信仰和價值觀的改變而改變還有人們生活中的物質可能性。因此，就如何組織社會方面出現了新的機會。
"隨著緊密的親屬型機構逐漸瓦解，中世紀的歐洲人在親屬關係上和居住遷徙上都變得越來越自由。他們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伙伴—— 朋友、配偶、商業夥伴，甚至是讚助人。人們可以構建自己的關係網絡這個現象為自治組織的發展和傳播打開了大門，包括新宗教組織，或是像特許城鎮、專業協會和大學這樣的新興機構。"
Henrich, Joseph《西方怪人：西方如何變得有如此奇特的心理又如此繁榮》（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How the West Became Psychologically Peculiar and Particularly Prosperous），2020 年。
在審視這些緩慢的、但長期意義重大的社會變化時，我們有一個疑問："為什麼機構的身份系統會在這些社會變化發生時出現，以及為什麼人們會選擇採用這些技術？" 因為這些新出現的集合不是由家庭/遺傳關係來界定的，人們需要找到方法來定義誰進入了機構邊界。機構需要工具來記住誰是機構的一部分，誰已經離開。例如，就行會而言，知道誰是成員；就城鎮而言，知道誰是居民；就軍隊而言，要知道軍事單位的士兵是由誰組成的；或就醫院而言，知道誰是醫療病人。
有一種技術可以實現以上這些界定，那就是紙質的記錄保管系統—— 通常有兩種形式：日誌簿列表或內閣文件，它們都涉及到記錄誰在一個社會結構中，同時也可能涉及給當事人的信件或證書。以大學學業證明來說，機構通過檢查蓋有學校印章的紙質證書來核實學生入學後的在校學習情況，以及他們是否從學院畢業並獲得學位。
這種形成身份和創造出邊界的過程，並不是人類社會系統、機構或集合所特有的，它也是生物網絡運作的一部分。
社會網絡表現出與生物網絡相同的一般原則。它們是一個有組織的集合，其內部規則產生了網絡本身及網絡邊界（在生物網絡中是物理邊界，在社交網絡中是文化邊界）。每個社會系統—— 政黨、商業組織、城市或學校—— 都具有這樣的特點：它們需要以穩定而動態的模式維持自身，允許新成員、新物質或新思想進入這個結構並成為系統的一部分。這些新輸入的元素通常會被系統的內部組織（即規則）所改造。
創建和維持這些邊界的一種方式是通過紙質身份系統，而組織性聚合的規則反過來又塑造了身份系統的運作和管理方式。
"哪些過程穩定和維持了這些集合體的身份呢？空間邊界界定了一個權威結構的權力界限，它與權威結構的管轄範圍直接相關。[......] 。這些管轄疆界的穩定性將取決於它們的合法性及其持續執行。"
我認為，為穩定和維持這些集合的身份，而出現的過程和技術之一即是紙質身份系統。由於這些新組織的權力或治理不基於親屬關係，那麼他們"必須決定如何以既能被現有成員接受，又能在與其它組織的競爭中吸引到新成員的方式來治理自己"。他們通過"制定管理個人的法律，即基於此發展出的運作良好的代表大會" 來實現這一點。
所以，這種管理誰能夠進入這些機構的需求，使得這些新機構創新了新機制來界定其邊界和成員，最終發展出了新的治理系統。這一改變為民主治理體系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而民主治理體係也需要一種方法來了解誰在其各組織或集合中。今天，我們看到，民主選舉制度的標誌之一是公開的選民名冊，即可以明確知道誰有投票權，以及選舉結束後也會公示誰實際投過票。
這些超越親屬關係的互動體系導致了初期資本主義的出現，發展出了"越來越多的社交規範和組織慣例，這些規範和慣例逐漸融合、發展為被記錄在憲章中的成文法，例如，商法（Lex mercatoria）演變成了商業法（Commercial law）"，促使陌生人做生意時使用合同來尋求公正。為了讓這一切順利進行，合同當事人必須有一種方式表達他們在合同中的身份—— 即，合同中的某方可被合同中的其它各方所識別—— 以便在必要時可以求助於合同之外的人來幫助解決爭端和管理執法。在歐洲，這種明確表達身份的需求需要各種紙質文件來完成，這些文件確立了身份系統，同時也展示了最初圍繞印章出現的實踐。隨著時間的推移，印章演變為合同中具體的簽名形式，這些簽名即代表當事人的個人決定。
逐漸地，身份系統也演變成了一種傳遞文化和意義的機制。人類相互作用的社交網絡表現出與生物網絡相同的原理。"文化是由產生意義的交流（過程）網絡（形式）創造和維持的。文化的物質體現（方式）包括人工製品（文物）和文字文本，意義經它們代代相傳"。
對於數字時代之前的身份系統來說，一些用來構建意義的工件是與身份信息相關的紙質文件，這些文件發源於機構為創建它們而實施的過程。地方當局進行出生登記並頒發出生證明，以便當局知悉孩子的年齡（以防止童工）以及其父母是誰（以繼承遺產）。
這些機構並不是那些通過互動，用身體作為已知的共同因素來識別對方的具體的某"人"。當個體與機構及其係統互動時，個體必須以一種機構可以理解的方式來表達自己，或者更準確地說，以一種在該機構內扮演某些角色的其它個體可以理解的方式來表達自己。這是通過出示該機構或其它機構發給這些個體的文件來實現的，當然前提是所有人都接受並承認這些機構的授權。
這些機構程序需要一些基本的註冊或登記步驟。通常會為個人分配一個索引編號—— 以便於機構再次找到此人的記錄，並將更多的信息添加到此人在機構中的相應記錄中。通常，當一個人與機構互動時，有關此人的其它屬性往往會被收集並記錄在機構保存的身份文件、分類賬本和記錄中。
有幾個當代的例子能夠表明，機構網絡已變得十分清晰，並能理解人們是如何加入機構網絡，而後又如何在網絡中代表他們自己。在加拿大，公共和私營部門正在協作開發泛加拿大信任框架（Pan-Canadian Trust Framework），清晰闡明了，在政府相關係統中，創建具有高置信度身份所涉及的 24 個微程序。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等全球管理機構已經制定了身份證明標準，並正努力在全球範圍內實現出生登記文件的標準化。也就是說，全球各種各樣的機構都可使用因出生登記所產生的出生證明來確認世界各地人們的身份。
隨著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的簽訂，領土國家被承認為法律實體，進而出現了現代民族國家和人們與之相關的身份。這些實體—— 現代民族國家，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新興現象，它們具有物理領域形式。但有必要重申的是，"人類社會系統 [......] 不僅存在於物理領域，還存在於一個像徵性的社交領域，這個社交領域由人們思想、意識和語言所產生的概念、想法和符號的"內在世界" 所塑造 [......]"
更重要的是，國家不僅是佔領土地，它還存在於其臣民的思想和信仰中。這些思想和信念是通過社會自創生的過程產生的，社會自創生過程則藉助於網絡自我生長出和自發交流而形成。
"社會系統使用溝通作為其特殊的自創生復制模式。它們的要素是由通信網絡產生和轉載的通信，但這些通信不能在該網絡之外存在。"
領土民族國家的公民權是自創生行為的一個重要例子。Mawaki Chango 的研究表明，最初的在稱之為法國的領土上向居民發放身份證的行為，是在這些人頭腦中形成—— 他們確實是一個叫做法國的國家的公民—— 想法的關鍵一步。這個過程在全球範圍內被複製，並塑造了數十億人的信念，他們自然而然地在其居住的州完成身份註冊。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註冊公民的州計劃也強制實施了我們現在認為理所當然的命名慣例—— 繼承父性， 該慣例是早期各州所設計的，目的是"讓行政人員能夠明確地識別其大多數公民"。這項慣例成功普及後，不僅僅更有利於人們相互識別，而且至今父性仍是身份文件上需首要記錄的條目。
以下是身份過程發展及其伴隨的紙質身份文件發展的簡要時間軸。
當個人希望使用某機構所記錄的關於他的信息，來獲得另一個機構的訪問或服務時，紙質文件就成了共享該信息的支點。當我想去一個酒吧，而酒吧需要知道我的年齡時，我在門口出示我的駕駛執照，酒吧門口的人並不是通過查詢州數據庫來辨別我的年齡。州政府無法知道我在何處與誰共享我的身份信息。
圖 8. 顯示了紙質文件是如何發放給個人並由個人使用的。申請文件的人將向 Issuer 提交所需的要求（就出生證而言，父母將填寫表格並讓醫生簽字）。Issuer（郡縣登記處）出具一份證明，證明出生已在郡縣處記錄。求職者可以通過與潛在的雇主分享這份紙質證書來證明自己的年齡，事實上，這就是促使 1920 年代社會改革者推動普及出生登記的案例，美國在 1940 年實現了這一目標。
本小節提出的論點是，我們現在的身份系統及其紙質文件和操作過程/程序 processes 不能與我們複雜的連鎖機構相分離，它們在數千年裡自發產生了。我們不能在全球範圍內"回到"沒有物質共建的基於同伴和親屬的身份系統。鑑於當今數字技術的普及程度，我們不能只靠紙質工具來共享和證明我們的身份。那麼，有什麼選擇呢？下一節將探討企業身份、訪問模式、消費者身份識別程序模式與紙質系統底層架構之間的不兼容性，並論證 SSI 模式保留了紙質系統的重要品質。
（因本文篇幅過長，後續詳見結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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