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商不好當。
封面： Photo by Wesley Tingey on Unsplash
上篇文章我們聊到了《Web3 創業刑事風險防範指南（一）：辨別與防範傳銷風險》，本篇我們繼續討論另一個主題：虛擬貨幣兌換業務。因為虛擬貨幣市場與外匯市場存在波動性，而兩者結合產生的匯率差價會更高，那麼在進行多重兌換時，就會有人瞄準交易差價來賺點 “零錢”，從而當起了 USDT 商家（簡稱「U 商」）或提供虛擬貨幣兌換服務。但是當虛擬貨幣與外匯交織在一起的時候，其複雜性和風險性倍增，這會導致發生僅僅賺了點小錢卻攤上大事的後果。
因此，本篇，曼昆律師從外匯買賣型非法經營罪將講起，來聊聊虛擬貨幣兌換的那些事。
外匯買賣型非法經營案件盤點
案例 A
2018 年 1 月至 2021 年 9 月，郭某鑷等人建置「TW711 平台」等網站，以虛擬貨幣泰達幣 USDT 為媒介，為客戶提供外幣與人民幣的匯兌服務。換匯客戶在上述網站下單後，向網站指定的境外帳戶支付外幣。網站以上述外幣在境外購買泰達幣後，由范某玭透過非法管道賣出取得人民幣，再按照約定匯率向客戶指定的境內第三方支付平台帳戶支付相應數量的人民幣，從中賺取匯率差及服務費。上述網站非法兌換人民幣 2.2 億餘元。其中，範某玭透過操作詹某祥、梁某鑽等人提供的虛擬貨幣交易平台帳戶及人民幣銀行帳戶，從陳某處接收泰達幣 600 餘萬個，兌換人民幣 4,000 餘萬元。
2022 年 6 月 27 日，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法院作出判決，以非法經營罪判處郭某鑷有期徒刑五年，併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判處範某玭有期徒刑三年三個月，併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以幫助資訊網路犯罪活動罪判處詹某祥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併處罰金人民幣五千元；判處梁某鑽有期徒刑十個月，併處罰金人民幣二千元。
案例 B
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4 月，趙某團夥在阿聯酋和國內提供外幣迪拉姆與人民幣的兌換及支付服務。該集團在阿聯酋杜拜收進迪拉姆現金，同時將相應人民幣轉入對方指定的國內人民幣帳戶，後用迪拉姆在當地購入「泰達幣」（USDT，與美元錨定的穩定幣），再將購入的泰達幣透過國內的集團即時非法出售，重新取得人民幣，從而形成國內外資金的循環融通。透過匯率差，該集團在每筆外幣買賣業務中可獲取 2% 以上的收益。經查，趙某等人於 2019 年 3 月至 4 月期間兌換金額達人民幣 4,385 萬餘元，獲利共計人民幣 87 萬餘元。
2022 年 3 月 24 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決上述人員。
盤點總結：能夠看到，上述涉案人並沒有直接進行人民幣與外匯之間的直接兌換，而是採用一種迂迴的方式，以虛擬貨幣為中間媒介，進而賺取匯率差價。那麼這種行為，為什麼涉及非法經營，最後被定罪處罰呢？
外匯買賣型非法經營如何認定？
讓我們來看看行政法意義上的外匯買賣型非法經營行為和刑法上外匯買賣型非法經營犯罪的定義與構成要件。
根據《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檢察院關於辦理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非法買賣外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第二條，違反國家規定，實施倒買倒賣外匯或者變相買賣外匯等非法買賣外匯行為，擾亂金融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構成非法經營罪。
所以針對外匯買賣型非法經營行為的定義很直觀，包括以下兩種情況：
①倒買倒賣外匯，指不法份子在國內外匯黑市進行低買高賣，從中賺取匯率差價；
②變相買賣外匯，指採取以外匯償還人民幣或以人民幣償還外匯、外匯和人民幣互換實現貨幣價值轉換的行為。
那麼在這基礎上，若達到情節嚴重，就構成非法經營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七十一條第三款以及《解釋》第三條，情節嚴重的標準是（以下符合其一）：
- 非法經營金額在五百萬元以上，
- 違法所得金額在十萬元以上，
- 對非法經營金額在二百五十萬元以上，或違法所得金額在五萬元以上，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因非法買賣外匯犯罪行為受過刑事追究的；二年內因非法買賣外匯違法行為受過行政處罰的；拒不交代涉案資金去向或拒不配合追繳工作，致使贓物款無法追繳的；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
劇情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沒收財產，其標準是（以下滿足其一）：
- 非法經營金額在二千五百萬元以上的；
- 違法所得金額在五十萬元以上的；
- 非法經營金額在一千二百五十萬元以上，或違法所得金額在二十五萬元以上，且具有情節嚴重第三個標準出現的四種情形之一的。
根據前文案例，郭某鑷團夥和趙某團夥雖然在形式上沒有進行人民幣和外幣之間的直接買賣，但是其借虛擬貨幣交易為媒介，採取以外匯償還人民幣或以人民幣償還外匯、外匯和人民幣互換實現貨幣價值轉換的行為，在本質上實現了人民幣與外幣之間的兌換，同時涉及金額龐大，情節特別嚴重。而郭某鑷案中，範某玭長期、單向以泰達幣 USDT 為媒介幫助主犯進行外幣與人民幣的匯兌業務，且雙方之間還有投資、幫助解決銀行卡凍結問題等其他聯繫，關係密切，被認定為幫助犯。
由此來看，我們其實不難發現，針對虛擬貨幣市場中發生的買賣外匯型非法經營行為可以總結以下兩種特徵：
- 營利目的。透過交易活動獲得利益，這是經營行為的內在要求，方式包括直接從買賣外匯中獲利，也包括從與外匯買賣相關聯的行為中間接獲利。可以指向為自己營利、為他人營利或讓他人為自己營利。無論哪一種情形，關鍵在於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透過非法買賣外匯追求利益的目的。
- 未經許可的外匯交易。一切在外匯指定銀行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買賣外匯的行為都是未經許可的外匯交易，主要分為倒買倒賣外匯和變相買賣兩種情形。
目前加密貨幣市場多出現後者的情形，最典型的手法稱為「對敲」。在這類案件中，行為人通常利用虛擬貨幣的特殊屬性來繞開國家外匯監管，透過在境內收取客戶的人民幣或在境外收取客戶的外幣，再將等額的外匯存入客戶指定的境外銀行帳戶或境內銀行帳戶，資金在境內外實現單向循環。表面上雙方並未直接進行人民幣和外匯的買賣，但實際上已經完成了買賣外匯的行為。
所以，儘管本質上只是實施了以虛擬貨幣為媒介，但客觀上只要實現人民幣與外匯兌換的經營行為，就可能構成外匯買賣型非法經營罪。在這種情形中，雖然虛擬貨幣不具有法幣屬性，但是客觀上起到的是媒介作用，無法掩蓋違法買賣外匯的經營實質。
曼昆律師建議
因此，在對外匯買賣型非法經營有所認知的基礎上，我們必須以嚴謹、穩重的態度，盡可能降低涉及該類型罪的風險，曼昆律師建議如下：
- 避免營利性行為。對於個人或外貿企業，在進行加密貨幣買賣的過程當中，需要避免涉及經營性或營利性，必須明確其交易目的是否為自用。這裡的「自用」指的是為了滿足個人或企業本身的需求，而非出於轉售或其他商業目的，也就是說不以透過加密貨幣交易匯率差價謀取利益為目的；
- 避免直接或間接兌換。在加密貨幣的交易行為中，應避免人民幣與外匯兌換的實質行為，如果客觀上只是在虛擬貨幣與人民幣或虛擬貨幣與外匯之間單向的流轉，則不會涉及非法經營行為；
- 避免幫助犯罪行為。這包括介紹有換匯需求的人、提供資金支援、提供收款帳戶支援、為虛擬貨幣買賣環節提供協助等。例如前文郭某釗案例中，詹某祥、梁某鑽等人提供的虛擬貨幣交易平台帳戶及人民幣銀行帳戶的行為被認定為幫信。同時，行為主體也應做好 AML 和 KYC，避免涉及非法經營以外的犯罪行為。
結語
在數位時代，加密貨幣慢慢滲透全球經濟的各個角落。從全球性市場的整合、資本流動的便利性來看，監管政策的多變性以及市場情緒的共鳴導致虛擬貨幣與外匯的互動變得更加敏感。在此背景下，相關投資者應對虛擬貨幣兌換業務保持相當的警惕，避免從賺點小錢演變為犯罪行為。
免責聲明：作為區塊鏈資訊平台，本站所發布文章僅代表作者及來賓個人觀點，與 Web3Caff 立場無關。文章內的資訊僅供參考，均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及要約，並請您遵守所在國家或地區的相關法律法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