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文明史的一員，數字遊民是有希望追尋卓越的。
作者：馮光能，歪脖三觀簽約作者，小光的修真世界創始人
編輯：卡卡
封面： Photo by SpaceX on Unsplash
當前的社會就像阿倫特在上世紀 60 年代所預言的 “勞動—消費” 社會，現代人生活在 “掙錢—消費” 的快節奏循環當中，流水線式的生產活動高效地把自然物轉化成人造物，如果保持這種加速發展的趨勢，現代文明顯然是不可持續的。與此同時，社會結構越來越僵化，如果不對底層的生產邏輯和分配邏輯進行反思和討論，要減緩這種趨勢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在這樣的局面下，數字遊民的行動或許能夠帶給我們一些啟發。
在 《區塊鏈的野心：反凱恩斯，公共生活和超人類主義》中，歪脖三觀顧問團成員、清華大學科學史系副教授胡翌霖描述了凱恩斯主義、代際矛盾和虛無主義之間的關係，凱恩斯主義引發了一種世界化的 “寅吃卯糧” 活動，在把上代人的債務轉移給下一代人的同時讓具體的債主隱匿了身形，醞釀出了日益加深的代際矛盾和虛無主義。
代際矛盾和無主之債
代際矛盾的複雜性在於，饋贈與債務以非對稱的方式結合為一體，下一代人在領受來自身邊長輩的饋贈時，不得不承擔整個上一代人留下的債務，或者說爛攤子。年輕人的痛苦就在於，饋贈是看得見來源的，而債務則是從天而降的。長輩給我們提供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供我們讀書買房，盡可能滿足我們的願望……在任何意義上，我們都需要回應長輩的恩情。另一方面，無論是近在眼前的信息繭房、金融泡沫、社會結構僵化和氣候變暖，還是更遙遠的能源危機、物種滅亡，又或是更加隱蔽、更加迫在眉睫又更加致命的學術的工業化，對於年輕人來說，都是從天而降的，屬於 “無主之債”。
這筆無主之債是如此沉重，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根本不願意提及，不願意涉身其中。然而，這筆無主之債又影響了我們生活的每一個方面，成為了我們每個人不願提及又無法遺忘的生存背景，無主之債作為實際存在的債務，終歸是要有人承擔的。
這就是社會底層痛苦的根源，也是中產階級焦慮的根源，他們不得不用自己的汗水來承擔這筆無主之債，與此同時，他們的勞動又是異化後的勞動，他們無法像馬克思說的那樣在勞動中照見自身，也無法在勞動中自我實現，甚至一邊勞動一邊生產更多的無主之債。中產階級之所以焦慮，是因為一旦淪為社會底層，他們的後代就要來承擔這筆無主之債，而一旦淪為社會底層，無主之債纏身，再想要實現階層躍遷就更加困難。
所謂內捲，根源上其實出於對無主之債的逃避，為了逃避無主之債，家庭就需要設法鞏固自身所在的階層，就需要設法實現階層躍遷，就需要順應舊的階層秩序，為爭奪有限的現成崗位而激烈競爭，在競爭中投入大量精力和時間。當今社會，生產力已經能夠滿足人類的日常所需，大多數崗位其實已經不再關涉實際性的生產，而僅僅是用來維持階層秩序。這種維持是必要的，因為每個人都活在舊的階層秩序當中，如果這種階層秩序出現動搖，絕大多數人會感到擔憂，這種擔憂不是來自具體的問題，而是來自不確定性本身。在這個意義上，階層秩序就像游泳池裡的水，不斷給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阻力，但離開了它大夥兒也沒法游泳，由於泳池大小有限，“下餃子” 就難以避免了。
一旦階層秩序固化嚴重，新的職業崗位也難以誕生，因為新的職業崗位總是會帶來新的關係，新的關係又意味著不確定性，哪怕新的關係可能讓整個世界變得更好，也總是會受到舊有階層秩序的抵制。這也就是所謂的社會僵化：大量殭屍崗位為了維持自身的存在仍然遵循舊時代的邏輯、按照舊時代的形式做事情，即使這些事情在新的技術環境當中已經幾乎喪失了意義。與此同時，新崗位難以誕生，有的新一代苦學數十年，最終的目的就是擠破頭鑽進舊的殭屍崗位當中，從而避免自己淪為社會底層；有的新一代明明掌握了新的知識領域，社會卻無法提供相關的崗位。舊有的崗位總是有限且稀缺的，於是競爭就是不可避免的，競爭行為本身又進一步鞏固了僵化社會的結構，使得社會結構的轉型更加困難。在這樣的過程中，無主之債不但沒有得到償還，反而不停增加，於是我們的競爭就日趨激烈。
因此，整個社會之所以內捲，並不是沒有人能夠做蛋糕，也不是能做蛋糕的人不想做蛋糕，而是由於許多人不願意接納新生事物，千方百計地阻撓那些能做蛋糕也想做蛋糕的人不要做蛋糕，就像道格拉斯所說的：
“所有在我出生之前發明出來的東西都是理所當然的；所有在我 15–35 歲之間發明的東西注定是要改變世界的；所有在我 35 歲之後的發明都是反人類的。”
所幸，我們迎來了一個時代的節點，這個節點的標誌就是：“躺平” 現像出現。躺平現象之所以能夠出現，是由於很多人已經對內捲有了高度自覺，意識到了用於內捲的時間和精力已經遠遠超過了我們共同回應無主之債的時間和精力。躺平說白了，就是拒絕內捲，拒絕做殭屍工作。這個節點的出現，意味著在接下來的 20 年，我們的文化或許將按照 “離火九運”的趨勢發展，整個社會將逐漸從競爭型社會轉化為合作型社會。
如果說躺平是以無為的方式回應無主之債，那麼數字遊民就是以有為的方式回應無主之債，即便很多數字遊民尚未產生這樣的歷史使命自覺，但他們實際上已經在如此行動了。
數字遊民與社會實驗
數字遊民（Digital Nomads）最早由前日立公司的 CEO 牧本次雄在他 1997 年出版的《Digital Nomad》中提出。按照牧本次雄的說法，所謂數字遊民，指的是 “通過互聯網賺取第一世界水平的收入，卻選擇生活在那些發展中國家物價水平的地方” 的人。這種提法存在很嚴重的哲學後果，在現實中表現為 “地理套利” 行為的出現。正如木子童所指出的，牧本次雄大概從未想過有一天數字遊民會被斥為 “新殖民主義者”。比如，在墨西哥、委內瑞拉、哥倫比亞、葡萄牙等許多國家，數字遊民的活動都激發了當地居民的反對，原因在於他們抬高了當地物價，破壞了當地的經濟秩序，使得當地生存資源被迫變得緊張。
與這些負面案例不同，在國內，數字遊民展現出了良好的素養與德性，源源不斷地創造著美言嘉行，通過自己的言說和行動改變著彌散在世間的願力結構，消解著凱恩斯主義遺留給我們的諸多妄念。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 DNA 創始團隊，他們不僅在現代技術環境中探索人類可能的存在方式，而且通過 “數字遊民接管計劃”，讓參與者用圖文的方式記錄自身的探索經歷，從而會聚了不同人的視角與經歷。比如，梁夢夢在 DNA 所提供的公共生活中，讓人重新找回人與人之間的熟悉感覺。在這種公共生活中，重視人際關係大於重視做事，人與人之間相互分享經驗，每個人都能嘗試做一些新鮮的事情，比如滑滑板、彈吉他、甩戰繩、辦展覽……大家相互鼓勵、相互激發。
這種公共生活如何可能呢？一方面，是由於大家每天生存所必需的物資是非常有限的，現代社會能夠很方便地提供這些必需品，讓人們擁有了閒暇時間；另一方面，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相對自由的，沒有預先規定的等級秩序，所以大家在聊天時就比較放得開，聊開了就容易投緣，投緣了氛圍就起來了，氛圍起來了大夥兒就容易進入狀態。從養生的角度來看，這種狀態就類似於黃元吉所說的 “朋友聚談，相契天懷，忽然陽氣飛騰，真機勃發”。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剛剛啟動的麵包樹 “逃跑與躺平計劃”。麵包樹花園提出了 “躺平三要素”，成立了投資學創營、食物自由營、精神成長營。投資學創營通過網絡建立與周遭經濟秩序的關係，食物自由營基於食物森林理論和朴門永續理論（permaculture，效法自然的永續發展方式，持續觀察自然並積極互動回應，滿足人類的食物、能源、住所等各種物質與非物質的需求），滿足大家的生活物質需求，精神成長營關注大家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發展。
在精神成長營，大家則沿著兩條路徑展開交流，一條是解構之路，他們用哲學、歷史學、人類學、現象學、邏輯學、心理精神分析等學科的資源解構掉一些固化的認知概念和混沌不清的情緒；一條是建構之路，參與者從身體、事業、感情、藝術、教育、新生命系統等多個學科的視角出發，自由探索關於生命成長的可能性。
可以發現，麵包樹其實不是在真正的躺平，他們只是打著躺平的旗號來做社會實驗，這個社會實驗的基本範式就是在一個小生境（niche）中探索人類文明的可能存在方式。
小生境原本是一個生態學術語，又稱生態位、生態龕或生態棲位，是一個物種所處的環境以及其本身生活習性的總稱，比如大象的小生境就包括了大象的覓食的地點、食物的種類和大小、大象自身的生活節律。環境與物種的生活習性是交互構造的，比如大象的生活節律和大象所棲居的環境是息息相關的。就像大像一樣，我們人也依賴環境而生活，我們的生活習性也被環境所塑造；與大象的區別在於，我們所生活的環境是技術化的環境，我們擁有創造環境和改造環境的能力，我們所創造的環境將影響我們以及我們後代的生活習性，我們當前的生活習性其實也是由我們的上代人或者上上代人創造的環境所塑造的，比如現在的小孩幾乎都會玩手機，就是因為他們生活在手機觸手可及的環境當中。
不容忽視的事情是，整個環境總是先於我們出生就已經在此了。在現代社會，我們所面對的問題不僅僅有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也包括更複雜的問題，因為我們處於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在全球化的時代中，我們除了需要關心個人生活的多樣性與生活記錄（就像 DNA 創始團隊做的那樣）和環境的可持續性（就像麵包樹花園的食物自由營做的那樣），也需要關心世界秩序問題，畢竟，自從原子彈誕生以來，文明的毀滅就成為了一塊籠罩在所有現代人頭頂上的烏雲。
數字遊民同樣用自己的行動和言說在回應這樣的問題。在 2023 年 3 月-5 月，以太坊聯合創始人 Vitalik 在黑山發起了名為 Zuzalu 的快閃城市實驗，這個實驗會聚了來自全球各地的 200 位居民。歪脖三觀顧問團成員、SeeDAO 發起人唐晗也曾撰文總結，在一個自組織的新社區當中，參與者在原本秩序中的身份差異和對立被削弱了，大家可以解開秩序的束縛，在不預設立場的情況下展開自由的辯論、結社、反對和建設。身份對立的削弱對於和平來說非常重要。在過去，戰爭之所以會爆發，是因為我們總是生活在一個對抗的世界當中，總得選邊站，不是 A 邊就是 B 邊，而 A 和 B 構造了潛在的敵對關係，如果我是 A 邊的人，就只需要關注 A 邊的利益，而不用管 B 邊的死活。可是，如果我們選擇忠誠於一個局部的概念而不是整體概念，潛在的敵對關係就恆常存在現實化的可能性。在 Zuzalu 這場社會實驗中，大夥兒發現了脫離身份限制，重新回歸到 “人” 的可能性。
毫無疑問我們都是人，都共同生活在世界之中，所以我們之間最重要的事情並不是分蛋糕，並不是在無意義的競爭當中消耗時間和精力，而是聯合起來做蛋糕。
值得注意的是，互聯網已經改變了蛋糕的形式。物質意義上的蛋糕是有限的，無法輕易複製的，每一份蛋糕都是在消耗世界的持存性，這種消耗如果超過了世界之再生性，那麼文明就是不可持續的。互聯網能夠提供精神意義上的蛋糕，這種蛋糕的製作與復制所消耗的電能是極其微小的，對世界持存性的消耗也是非常微小的。如果要減弱現代文明的不可持續性，那麼也就意味著需要基於互聯網技術更新現有的分配邏輯。這種分配邏輯的轉變與人類生活方式的轉變是同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面。
這也並不就是說人類就要逃避現實世界，把絕大部分時間都用於在互聯網中生活。我們可以發現，數字遊民的線下生活也是很豐富的，他們積極探索著各種不消耗化石能源的身體技術與社會技術，比如像 DNA 團隊那樣開展各種活動，像麵包樹花園那樣研究樸門永續理論，像 Zazulu 那樣討論世界秩序，他們的共同特徵是，他們都會對活動進行記錄和傳播，從而讓自己的理念影響到更多的人，把自己的經歷講述成故事傳承下去。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的生活既是低熵的，又是幸福的。這樣的生活方式既有利於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又有利於公共生活中的每個人展示自身的獨特性。
歸根結底，社會結構轉型是大勢所趨，其關鍵在於圍繞精神意義的蛋糕更新目前的分配邏輯，帶出未來時代人類的諸多新生活方式。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但不能壓制那些積極做蛋糕的人，而且要積極鼓勵他們去做蛋糕，提供好的環境讓他們做蛋糕，讓新的蛋糕能夠做起來。正所謂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整個社會需要首先具有多樣性，才能具有穩定性。只有在穩定而多樣的社會當中，人們的生活才有品質，大家才有幸福感。在這個意義上，數字遊民的存在，數字遊民對生境的積極探索，給文明的未來帶來了一縷微弱的希望之光。
可以發現的是，作為社會實驗，數字遊民行動的意義並不需要等到將來才顯現，而是在當下就已經呈現出來。原因在於，數字遊民向來就遊走於網絡和物質世界所會聚而成的新型空間當中。他們並不是簡單地回歸一種樸素的田園生活，而是積極探索環境的可能性與存在方式的可能性，並利用互聯網技術，對自己的生活進行記錄和傳播，讓線下生活與線上生活以各種有趣的方式得到融合。通過互聯網，他們把自己的經歷與理念傳播給更多的人，讓大家產生觸動。
就目前而言，這種記錄活動介於輕鬆的日常分享和嚴肅的記史之間。許多數字遊民寫的圖文就有點像是對生活見聞的記錄，讓一部分讀者感覺和旅遊打卡區別不大，而忽視了數字遊民在探索秩序層面所付出的努力，比如共建溫馨的社區氛圍、在對話過程中創造療癒的感覺、自由分享在讀書過程中得到的啟發……在我們這個大工業時代中，這些行為是獨特的，而且也是可以普遍化的。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出國，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參觀大英博物館或者盧浮宮，但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所寓居的環境出發，尋找與他人共處的 “道”，每個社區都可以記錄自己的生活，成為社區的共同記憶，其中最為卓越的部分，也將沉澱成為人類文明的記憶。
回過頭來看，牧本次雄把數字遊民界定為 “通過互聯網賺取第一世界水平的收入，卻選擇生活在那些發展中國家物價水平的地方”，這其實說的是那個時代日本年輕人所擁有的生活可能性，說的是 “怎麼活下去” 的問題。而在我們國家，數字遊民關心的不僅僅是 “怎麼活下去” 的問題，他們同樣關心著 “以什麼方式存在” 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數字” 空間並不僅僅是賺錢的場所，更是記錄生活、分享生活的場所，在這個大舞台上，數字遊民可以向世界展示自身的存在。
數字遊民的對世界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比如我在閱讀了唐晗的文章後，我便想，“人” 總是需要為自己賦予一個身份，所以僅僅脫離身份限制是不夠的，因為我們一旦在世界中相遇，就總是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比如你是教書的，我是打鐵的。當然，扮演的角色不同，我們也可以有一個更大的共同身份，比如我們都是龍的傳人，從而在交往過程中做到和而不同。但是，如果我是龍的傳人，你是凰的傳人，我們的身份又潛在對立起來了。那麼怎麼辦呢？這時，我們就又需要一個新的共同的整體概念。在這個意義上，由於我們都共同生存在地球之上，所以我們需要首先把自己看作世界文明史的一員。如果以後我們開始探索宇宙星辰，那麼為了與外星文明和諧共生，我們就需要把自己看作宇宙文明史的一員。
由於我們都是世界文明史的一員，所以代際矛盾就變得虛幻起來了。在生活中，您是長輩，我是晚輩，我們之間存在長幼關係，您照顧我，我尊重您。而在世界文明史中，我們都是同路人，共同關心著現代文明的不可持續性，您負責維持當前的秩序，我負責探索新的秩序，我用文字記錄我的行動，通過互聯網讓您知道我做的事情，您從我做的事情中得到啟發。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做的是同樣的事情，共同消解著凱恩斯主義的餘毒。
遊民聚落與文明的未來
作為社會實驗，數字遊民行動所得到的作品就是遊民聚落，遊民聚落作為數字遊民生活的環境，和鄉村與城市一樣，都是自然物、技術、文化、政治與經濟的聚合場。遊民聚落的形態介於鄉村和城市之間。
鄉村的特徵是自然物構成了環境的主體，自然物存在於自然界的生態循環當中，所以只要不超過土地承載力，鄉村環境幾乎是可以永續的，但鄉村生活往往是簡單的。城市的特徵是技術化程度高，技術環境幾乎遮蔽了自然環境，由於技術體系具備自身的運作邏輯，所以城市的文化、政治與經濟往往建立在技術自身的運作邏輯之上。
技術作為人的延伸，在某種程度上承載了形形色色、多種多樣的人性，作為記憶的物質化載體而存在，徹底改造了人類的生存環境。城市由於擁有形形色色的技術，也就帶出了形形色色的小生境，產生了形形色色的職業，誕生了形形色色的組織。比如，錘子帶出了鐵匠鋪，鐵匠在鐵匠鋪工作，鐵匠之間通過相互交流形成了鐵匠組織。同樣，織布機帶出了紡織廠、紡織工和紡織工組織，教科書和黑板帶出了教室、教師和教師組織，火車帶出了鐵路、火車司機和火車司機組織……
技術體系的特徵是環環相扣，城市中的諸多職業也是相互依賴，每個職業都在自己相對孤立的環境中工作，源源不斷地勞動、生產，形成了一種自動化運作的狀態，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各行各業的聯繫越來越緊密。比如，煉鋼廠可以和汽車、航空、船舶、零件加工等諸多行業建立聯繫，不斷地簽訂合同，源源不斷地生產鋼鐵。
經濟體系介於技術體系和人類的公共生活之間，起到調控作用，但這種調控的能力越來越弱。原因在於，在美元和黃金脫鉤之後，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貨幣成為了數字，而數字是沒有上限的。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目標就是追求資本的增殖，資本的增殖又不存在上限，所以整個社會就會源源不斷地生產，從而滿足資本增殖的需要。阿倫特在上個世紀 60 年代就已經預見到了，現代社會的本質是 “勞動—消費” 社會。這個社會最大的問題是把大部分人都變成了勞動者和消費者，讓人們的生活陷入勞動—消費的循環。畢竟，人總是生活在環境中，受環境影響，總是需要適應環境才能生存。對於人來說，這樣的社會消解了人的閒暇與公共生活，讓人忙於掙錢，在掙夠錢之後滿足於安穩地過日子，逐漸遺忘了對自身境況的關切。同時，對於文明來說，由於人類的生產活動從不停擺，甚至反過來驅動消費，比如手機、電腦都成為了消費品，每隔幾年就要換一次，這樣的生活對世界持存性的消耗是無比快速的，遠遠超過了世界的再生性。
在勞動—消費社會當中，問題不在於產能不足，而在於產能過剩，而且產能過剩的趨勢難以終止。原因同樣在於，技術體系的特徵是環環相扣。比如，如果一個煉鋼廠停擺，對於社會來說，問題不會特別嚴重，因為還有別的煉鋼廠工作，但這個煉鋼廠的職工就無法獲得收入，他們的生活就會存在困難。同樣，如果現代社會的機械化產品已經足夠滿足人類的生活需要了，理論而言，大部分煉鋼廠都可以停擺，但是如果這樣，所有相關產業的人員都將失業。
更嚴峻的問題在於，由於技術體系具備加速發展的趨勢，人類的文化、政治與經濟又建立在技術自身的運作邏輯之上，所以整個現代文明就呈現出加速發展的趨勢。毫無疑問，這種趨勢是不可持續的，問題在於，這種趨勢又停不下來，甚至僅僅是減緩這種趨勢，都無比困難。更加值得關注的地方在於，現代文明的危機的結構是如此復雜，而生活在現代文明中的現代人又是如此忙碌，以至於連靜下心來認識這種危機的時間和精力都不具備，只能被現代技術體系的趨勢所裹挾，而無法作出本真的回應。同時，由於大家都在現代技術體系中遵循效率邏輯工作，追求以最大效率完成既定目標，所以現代技術體系的運作越來越高效，這樣，現代技術體系提出要求的頻次就越高，大家就活得越累，也就越沒有時間和精力認識自己的處境，生活也就進入惡性循環的狀態。人與人之間越來越難以聚在一起認認真真地聊想法，談事情，越來越難以關心時代，越來越難以回應時代。除此之外，現代垃圾源源不斷地生產，只能通過填埋、焚燒的方式得到處理，加劇了環境的惡化。這也就是海德格爾所說的集置、哈貝馬斯所說的工具理性與馬爾庫塞所說的單向度的人。
但是，現代技術所提供的這種單調化、連軸轉、不可持續的生活方式並不必然是現代人的命運，如果我們能夠認清自己的處境，並看到新的生活方式的話。
在這個意義上，數字遊民所能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原因在於，遊民聚落不用背負城市的厚重歷史，又不像鄉村那般過於簡單。
遊民聚落是一個開放的、有待設計的環境。數字遊民可以選擇鄉村的一塊地作為社會實驗的基地，在一個高度自然化的環境下，對人類文明的技術化路線進行探索，並在探索過程中逐漸形成自身的文化，從而開發出形形色色的生態文化社區，探索人類在現代文明中的可能生活方式。
這種探索並不是盲目的，因為有一些基本問題是值得回應的。比如：
（1）大城市中人們的公共生活在技術體系的衝擊下正在快速消解，那麼遊民聚落如何創造出理想的公共生活形式呢？
（2）大城市已經存在無法解決的垃圾問題，那麼，遊民聚落如何在技術化的過程中處理好垃圾，保持自然界原本的可循環性呢？
（3）數字遊民已經在對自己的生活進行記錄，這些記錄也有希望成為後人眼中的歷史，那麼數字遊民如何把自身的存在方式融入到世界文明史當中呢？當然，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本身也屬於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這也就是說，如果數字遊民能夠涉獵世界文明史，比如技術史、城市發展史、科學史、藝術史，了解文明存在的種種形態，就可能在閱讀、交流的過程中得到更多的啟發，也就能夠看到更加豐富的可能性，同時把自身行動的目標和意義放在世界文明史的視域下來認識和記錄。
除此之外，數字遊民作為 “遊民”，本身是具有流動性的，並不總是呆在遊民聚落。數字遊民也可以前往城市進行調查，對城市的現狀取得更豐富的認識，比如，我曾經嘗試調查過重慶市的垃圾站，了解了拾荒老人的生活，對垃圾問題有了一些更直接的認識。在這個過程中，我還去了轉運站，看了轉運站的周邊環境，提出了關於堆肥實驗的設想。但是，當我試圖採訪轉運站的工作人員時，被拒絕了，他們對我這個陌生人有一種戒備心態。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數字遊民希望更好地認識人的境況，還需要得到更廣泛的支持，從而能夠探訪一些現代企業，通過現場觀察和訪談，深入認識現代企業的技術結構。
作為世界文明史的一員，數字遊民是有希望追尋卓越的。原因在於，我們選擇擁抱不確定性，直面無主之債，承擔離開穩定工作崗位後的各種可能風險，出於對文明的關切而行動，通過互聯網向這個世界展示人類在當前技術環境中的可能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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