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與去中心化社會技術相關的大量實驗的開展,加密世界迎來了憲法時刻。

文案:Re,Moonshot Commons

排版:Re

審核:Harry,Re

封面:Photo by Shubham Dhage on Unsplash

近日在 Bankless 的欄目中聽到了一則以「去中心化社會的技術倫理」為主題的播客,這場播客及其背後文章都指出——隨著與去中心化社會技術(Decentralized social technologies,後文簡稱為 DSTs)相關的大量實驗的開展,Web3 迎來了憲法時刻。  這些技術使社會、經濟的各類實踐得到徹底的創新,甚至有可能促進整個政治格局乃至社會的轉型。 不過,這些技術的集群有時也會被稱為 “the Web 3.0 ecosystem” 或 “the Fediverse” 。

這則播客選自 Green pill 專欄,是去年新登陸 Bankless podcast 的副欄目,由 Gitcoin 的 co-founder Kevin Owocki 主持。 關於 Kevin Owocki,我們在之前的一篇關於 Gitcoin 的 Research 文章里也介紹過這位 Web3 的實幹家,這裡就不再過多贅述。

本篇播客邀請了兩位嘉賓,分別是 Danielle Allen 與 Glen Weyl,他們二人共同發表了一篇名為《去中心化社會的技術倫理:來自 Web3、多元化及其它的教訓》的論文。 Danielle Allen 是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倫理學和公共政策教授。 Glen Weyl 是 Microsoft Research 的研究主管,RadicalxChange 和 Plurality Institute 的創始人,以及《激進市場》一書的合著者。

對於 Danielle Allen 與 Glen Weyl 來說,他們希望用一個專門的術語(即 DSTs)來概括最近的各種創新模式,其目的是利用技術來解決,在數位技術背景下出現的權力集中問題。

近兩年諸如 FTX、Terra 等知名加密敘事相關專案的輪番崩盤,全球加密貨幣市值普遍縮水,覆巢之下無完卵,Web3 的關鍵詞已經從 “爆火” 演變成了 “爆雷”。 另一方面,Chatgpt 相關的內容生成 Ai 技術強勢擠進大眾視野,Web3 所代表的加密技術發展與革新變得越來越緊迫。

如果說曾經的加密世界是一片尚未被開拓過的荒原,那麼現在的加密世界則進入了事物發展必經的沉浮期。 而正是在這樣的時刻里,加密世界現階段的弊病逐漸顯現出來 —— 民主治理的失敗、失衡的金融化、大規模的不平等、忽視公共產品和基礎設施的提供,以及對緊迫危機的有限集體反應......

那麼,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代表著 Web3 主色調的「去中心化」「權力分享」「公共物品」等思想指南該繼續朝哪個方向去生長,才不顯得過於空中樓閣呢?

針對這個問題, Danielle Allen 與 Glen Weyl 在這一期的播客和他們二人合著的論文之中,給出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思路——制定一個專屬於 Web3 倫理和管理框架,即一個與加密世界社會化進程適配的道德規範。  這套方案具體有什麼樣的理論依據支撐,其執行的意義又在哪裡,讓我們分成以下三個部分繼續探討:

1. 憲法時刻:DST 生態系統的創新,特別是區塊鏈技術的創新,是否真的達到了憲法時刻的水準?

2. 技術倫理學的演變:技術能力的提升並不能決定社會發展的結果,然而,順應時代的社會技術體系發展卻對長期的社會和政治經濟結構都有著重大影響。 所以技術要想保障人類的持續繁榮,一定要「負責任」。

3.Web3 確立道德規範的必要性:建立 DSTs 倫理學框架的第一步是為人類繁榮提供一個定義,以佐證這種繁榮與民主、自由和多元主義之間的聯繫; 第二步是為了建立起一些護欄,以提前減少或規避技術發展實驗期中的不確定性風險。

原文:《Ethics of Decentralized Social Technologies: Lessons from Web3, the Fediverse, and Beyond》

憲法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是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艾克曼(Bruce Ackerman)提出的一個概念,指的是某國法律史上具有憲法意義的 “ 高級法律制定 ” 發生的時間點,這個時刻的出現往往都代表著社會轉型時期的到來。  憲法時刻並不是憑空降臨的,唯有社會原有的運行機制,與使社會螺旋式加速上升的動力機制發生衝突,才可能出現突然變化式的憲法時刻。  這個短語有時也被其他學者用來描述法律和基本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變化如何帶來憲法重組。

我們首先要來解決的一個邏輯問題是:DST 生態系統的創新,特別是區塊鏈的創新,是否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達到了憲法時刻的水準?

作者們以憲法時刻來類比 Web3 所帶來的社會革新,是肯定了這些技術固有的變革潛力。 但即使加密敘事生來就就帶有烏托邦天賦,但這樣的創新技術仍舊存在被濫用或是誤用的風險,所以 “憲法時刻” 應運而生,不過如果只靠這樣的強盜邏輯來強行抬高 Web3 的身價,就顯得太過牽強了。

實際上,憲法時刻還涉及到以下幾種方面的轉變——

  • 政治機構;
  • 公民社會的結構;
  • 經濟組織;
  • 對政治機構/公民社會/經濟組織的共同理解;
  • 國家內部機器的運作模式和其社會關係。

有時這些變革也會對成文憲法本身造成影響,但並不完全適用於所有情況。

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一世紀,從馬車到新能源汽車所帶來交通工具上的反覆運算、從報紙到互聯網所帶來的媒介技術的反覆運算,實際上人類發展史上的許多其他技術,都已經帶來類似的,可以引起經濟、社會結構形態等方面發生變化的情境。

原文中舉了產權驗證技術的變化(從特定公共契約登記所到區塊鏈技術)、身份識別系統技術的變化(從相關證書登記處到 DID)、組織形式的變化(從集體企業的傳統註冊流程到 DAO 的出現)等例子,佐證去中心化社會的技術發展有極大可能會重塑我們目前許多政治和經濟機構所依賴的社會平臺,促使人類社會的運作方式發生類似的徹底轉變。

這樣的理想社會形態如果持續發展,會開始出現一類新的私人的、盈利性的組織,起初他們都是為了人類繁榮而搭建出必備的基建,比如提供身份、支付系統、數據傳輸管道和組織結構。 但涉及到私有化的基礎設施以及住房等領域,可能會助長過度集中化的財閥網路鏈的出現,一旦這樣的寡頭階層形成,就會開始侵蝕到公共領域,在這樣的情況下,必將帶來更多新的尚待約束的問題。

或許不用考慮那麼長久,現在的 Web3 領域其實仍舊存在中心化的問題,公民的擁有權歸屬問題實際上還處於在一個薛定諤的狀態。 同時,如果缺乏約束,隨著 AI 技術的持續發展,由 AI 技術支援的自動決策、投資或內容生成模式,都有可能助長非法和反社會活動的日漸猖獗。

既有的規範措施實際上並不能完全制衡這樣一個「灰色地帶」,原有的社會運行機制或許無法完全適應新技術所帶來的巨大變遷。 數位技術持續發展,將有可能造成社會秩序的失衡。 按照這樣的邏輯繼續推演,新的憲法時刻註定到來。

在一個以技術專制主義的崛起為特徵的時代,注入新的協調和溝通機制可能會放大現有的社會發展趨勢,技術能力所推動的方向往往是由現有的政治經濟趨勢和病根所決定的。  與此同時,隨著支撐社會的技術平臺的轉變,我們亟需一個框架來駕馭住這個憲法時刻。

為了完善這個框架,作者們首先借鑒了人工智慧倫理學和生物倫理學領域現有的例子。

技術能力的提升並不能決定社會發展的結果,然而,順應時代的社會技術體系發展卻對長期的社會和政治經濟結構都有著重大影響。 所以技術要想保障人類的持續繁榮,一定要「負責任」。

由於去中心化社會技術的倫理學領域還處於起步階段,迄今為止的出版物很少,但我們可以從人工智慧倫理學和生物倫理學中找到相似的底層邏輯。 生物倫理學作為一個領域已經發展了 50 年,而人工智慧倫理學則發展了 20 年。

生物倫理學

2010 年美國總統生物倫理學委員會的報告新方向指出:合成生物學和新興技術的倫理 “ 是一個有用的指南 ” 報告的作者指出民主制度依賴於智力自由,雖然許多新興技術都是「雙刃劍」,但這些潛在風險通常來說並不足以成為限制智力自由的理由。 委員會贊同監管適度的原則,建議只做必要的監督,以確保技術發展期間的公平和安全,以維護新興技術的公共利益。

委員會所建議的負責任的管理制度,主張在傳統的「預防原則」和「積極行動原則」之間找到一個中間點。 一個典型的表述是:“ 如果一項行動或政策有可能造成傷害,但在傷害的可能性或嚴重性方面存在不確定性,那麼證明該方法的安全性的責任屬於宣導該政策或行動的人。 ”

這個思路也是同樣適用於去中心化技術倫理的,以「責任制」來界定道德框架的邊界,是在符合加密世界世紀發展願景的同時,又不至於完全遏制了它的無限可能性。

人工智慧倫理學

早在 2011 年,學者們就開始探索他們所謂的「機器倫理」即與自動駕駛汽車有關的倫理問題,這些智慧系統在通信方面與人類無異,並且在執行明確界定的任務(如下棋)方面具有優勢。 幾年後,計算機科學家開始把重心放在數據驅動的工具可能再現的不平等和歧視之上。 其次,還有人指出開發人工智慧的長期後果、災難性風險,同時還會出現路徑依賴等問題。 這些批評意見促使人工智慧倫理學領域的重點轉向治理和民主決策之上。

實際上,人工智慧倫理學中最基本的問題不僅僅是在設計和部署數據驅動的系統時應該做出什麼選擇,而是誰應該做出這些決定,在什麼時間點上做出選擇,以及根據什麼標準。 人工智慧倫理花了很長的時間在走到了「民主決策」之上,但對於去中心化技術倫理來說,這個思路也同樣適用。

通過借鑒生物倫理學和人工智慧倫理學的底層邏輯及其過往實戰經驗,對於去中心化社會的技術倫理發展來說必然是錦上添花的。

建立 DSTs 倫理學框架的第一步是為人類繁榮提供一個定義,以佐證這種繁榮與民主、自由和多元主義之間的聯繫; 第二步是為了建立起切實有用的防護欄,以提前減少或規避技術發展實驗期中的不確定性風險。

作者們把「負責任」的技術定義為:在支援民主、自由和多元化的護欄和指導性價值觀的約束下,尋求對人類繁榮的變革性改進。 包圍起這一技術的防護欄以「多元」和「權力分享的自由主義」作為基石,同時,他們為 Web3 獨有的「技術規範概念」下了定義:

  • 支配性:無信任、無許可
  • 個人和社區的自決權:使用者控制,主權
  • 平等主義的多元性:分散化
  • 協調能力:協調、去仲介
  • 集體擁有權:擁有權、再生經濟

作者們用這幾個詞串聯起來了對於「多元」和「權力分享的自由主義」的解釋。  此外,他們強調這樣的「自由」是一種相對自由,並借用「自由韁繩」這一表述來解釋擺脫支配的自由。

去中心化網路的這種美好願景是對更大的平等、多元主義的承諾

在區塊鏈技術的背景下,不可信任性描述了一個區塊鏈,它可以存儲數據並準確地記錄其歷史,而不依賴個人或小團體的數據維護或協定批准。 然而,在實踐中,還沒有一個區塊鏈看起來是完全無信任的,而且確實無法判斷——無信任是否真像一些佈道者所認為的那樣,能夠保證 “絕對自由”。

此完美的程式運行可能依賴於能完全滿足公平公正原則約束的官僚化裁決。 完全無信任的區塊鏈卻有可能滿足自主性等原則,但並不一定能保障真正公平的裁決結果。

事實上,即使是一個完全無信任的區塊鏈環境也不能完全保證在它所處的社會和經濟體系中,已經排除了被支配或被矇騙利用的可能性。

但我們始終依靠著受信任的機構來代表我們做出無數的判斷,在這樣的情況下,試圖消除對機構作為權威和合法性場所的信任需求是否正確呢?

此外,在保障个人主权方面,似乎还存在着这样一种风险 —— 个人数据市场不是通过更大的选择和控制来解放个人,而是将一些人置于经济不安全而必须牺牲隐私的境地,但其他拥有更多财富的人却不必这样做。这种不平等对于用户和任何可能出售个人数据的基于数据的预测技术来说都是潜在的危险。

雖然一些 Web3 傳道者承諾使用者對互聯網活動的擁有權是未來世界的一個特徵,但問題是互聯網網路本身是否應該被認為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擁有權形式?

舉例來說,乙太坊可能比比特幣更加去中心化,因為它使用權益證明(Proof of Stake)而不是工作量證明(Proof of Work),因為權益證明機制消除了高能耗的挖礦過程,使更多人能夠參與驗證網路。

但乙太坊本身又顯得有些中心化了,因為許多類似金融服務公司的仲介公司在此之上擁有重要的權力。 一些仲介公司的存在可能導致權力集中,影響了整個系統的完全去中心化。

在 Web3 通道者眼中,真正去中心化的網路不太可能讓一個社區處在邊緣化的同時,還讓另一個社區享有特權,而是應該將所有的聲音和使用者視為市場或平臺的共同參與者。  去中心化網路的這種美好願景是對更大的平等及多元主義的承諾。

然而,去中心化卻並沒有為平等主義和多元主義的徹底實現提供了充分條件。 事實上,去中心化也可能產生分裂和內鬥,或者像許多鏈上互動的理想那樣,去中心化的網路不一定會產生或嵌入到一個去中心化的社會中。

如何達成去中心化理論與實用主義的平衡

針對以上問題,作者們的解決方案是建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在 Web3 基礎設施的第 0 層(網路協定層)、第 1 層(區塊鏈層)和第 2 層(區塊鏈上的協定層)之上建立一個協同聯動的實驗性協定,在實踐中不斷優化需要被規範化的地方,這是為了保證新興社會基建能夠與現有基建之間保持良好互動。 而對於第 3 層(Dapps 層)則應將既定保障協定與具體決策結合起來參考。

同時,作者們還建議確立一個管理機構(無論是一個新的機構,還是一個現有的公共或民間組織的分支機構都可以考慮),這個機構的建立目的不是為了走保守派路線,阻止變革性基礎設施的出現,而是為不同的利益相關者提供一個平等的裁定環境。

這個機構可以是 DAO 的形式,但要考慮到可能會出現「平等主義和多元主義可能會被削弱」(基於 AI 驅動的智慧合約可能會佔據大部分控制權,自動化合約的演進可能會導致人類自主性被削弱,如果出現「閃電式」或者指數級增長的意外情況,我們可能無法及時規避)、「自決權受限」(許多 DAO 按照所持代幣的比例向代幣持有者分配治理權, 而沒有通常的監管制度以防止尋常可見的攻擊,如果出現代幣的過度集中,DAO 中成員就會被悄無聲息地削弱掉自身表決權)等問題。

除了 DAO 會出現的問題之外,作者們還列舉了 Web3 領域中 DID(如隱私保護問題)以及募資機制(如公眾透明度過低)的潛在問題,實際上這些問題現在都難以生成統一的規範形式去治理,只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作者們所做的是首先將這些問題拖出水面,因為去中心化技術倫理相關的問題其實早已存在,只待憲法時刻能夠真正降臨,從界定出一個個行業規範開始逐步根治痼疾。

雖然現在來看這篇文章和播客,好像會有些紙上談兵,但在開始修補 Web3 整體衍生出的 Bug 之前,我們確實需要一些理論層面的助力,來推動整個修補工程的正式啟動。 只有被提出的問題才會有被解決的機會。

誕生、爆發、沉浮,這是加密世界一路走來留下的生長紋。 我們目前堅持前行的每一步,都會成為烙印在這棵大樹之上的道道年輪。

但在追逐著烏托邦的美夢之時,我們或許也要考慮——“自由” 是否真的不需要邊際? 如果自由有了鐐銬,那 “去中心化” 的疆域又該如何界定呢?

此外,我們還需要意識到 ——  是無法僅靠美好的想像就能填飽肚子的,賣火柴的小女孩最後並沒有迎來完美的結局。  諸如 DST 一類的新興加密術語, 大多都只停留在美好的想像階段,它們到底具備多少實際價值、可行性有多大、究竟要怎麼做才能讓它們成功落地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切實需要考慮的問題。

Farcaster 的創始人 Dan Romero 做客 bankless 時曾提過:“building things in crypto that people can use is an under-rated thing.” 他認為 crypto 中的很多人都過於著重強調 ideology,而忽略了加密世界中實際的基礎設施建設。

加密世界正處於沉潛之中,我們該如何在層出不窮的去中心化理論和實用主義之間找到一個平衡的支點,不再只是一味追求達成 ideology 層面的完美演繹,而是真的能夠應用於人,應用於當下,這也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命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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