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對「公共物品」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與共識，我們也會更了解要一起去哪裡，又該如何行動
作者：跳，LXDAO
排版： Soleil
設計： Daisy
封面： Photo by Komarov Egor on Unsplash
1. 為什麼公共財在以太坊流行
上文追溯了「公共物品」在以太坊社群中被如何定義，下面我想從三個角度去理解為什麼「公共物品」這個詞被以太坊社群廣泛使用。
去中心化：元公共物品
收益-邪惡曲線是關於我們應該資助誰（資源分配）的思考工具；二次方融資也是；回溯性公共物品資助也是。這些思考或實踐的特徵都是，它們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思考的工具，協助我們去判斷什麼是公共物品，什麼不是。二次方資助增強了小額資助者的話語權，回顧性公共物品也提出明顯的資助標準。與傳統慈善組織使用資金的方式不同的是，這整個過程都在公眾的視線下發生，任何人都可以參與，而錢多者並不會獲得更多的決定權。是否是公共物品並不重要，誰決定的最為重要。如果說以太坊中公共物品的首要滿足條件，那就是權力/政治的去中心化。那麼對概念產生爭議，也是一種幸福，對嗎？什麼是公共物品，什麼不是，也許是會一直被關注和打量的問題。
但沒有絕對正確的定義不代表什麼都可以是公共財。在去中心化的開放式生態中，仍然需要文化去凝聚（封閉）一些東西，例如「公共物品」這個概念本身，例如「可信中立」。封閉產生意義。就如在政治和架構上去中心化的以太坊，在邏輯上是中心化的。開放與封閉是我們所追求的事物的兩面。
既然我覺得需要透過對話來澄清它是什麼，那就先表達自己的想法：我們大概很少聽過（我沒有聽過）有人將公共物品與盈利放在一起談論，而是更多地談到公共物品的「永續性」（這是 LXDAO 最重要的願景）。什麼是永續性？我的理解是，它意味著公共物品能夠在經濟上可持續，但同時要求它不是剝削性的、利潤驅動的。單純的財富累積在這裡沒有正統性。
當下，我們可能不太清楚什麼是對的，但總會覺得有些事情是錯的，不應該發生在「公共物品」的領域，儘管它們在「正常」市場中被允許。畢竟，正是因為 “正常” 的市場條件只會帶來 “公地悲劇”，我們才會去討論 “公共物品” 的問題。
激勵下的「公共物品」泡沫
上面說到，這個概念的模糊性與為公共物品建立的新需求（以二次方資助為代表的機制及其實現），激勵著社區創造和假裝創造「公共物品」。
資助在它能做的事情上會做的很好，但也許正是對公共物品的資助讓公共物品不再存在。也就是說，這樣的「公共財」存在於在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和製度設定中——每個人只關心自己的經濟利益，在收益高於成本的時候行動，導致公共物品的供給不足，然後我們有了「公共物品」問題，而這與制度變遷分不開：「公共物品理論」的提出與當時戰後的福利國家政策密切相關，而國家提供公共物品的方案在 1970 年代之後逐漸沒落 [ 1]，小政府成為正統，財政預算減少，曾經的公有機構（如大學）逐漸私有化，這則是我們面臨的現狀。
「共有地」研究就在這個時期興起。在對共有地研究的梳理中，Locher 將奧斯特羅姆的作品放置在更廣泛的關於戰後第三世界發展的研究中，國家（福利國家製度）和市場（公地悲劇）主導了這一階段的討論。在 1970 年代，發展人類學關注當地社區對於資源管理的有效性，挑戰了這兩個主流假設。在 1980 年代，西方社會逐漸轉向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和意識形態（我在這裡簡單理解新自由主義：政府支出的減少、公共機構如大學和醫院的私有化、以及對個人責任的強調等等。以奧斯特羅姆為代表的共有地研究在這個背景下興起。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公共財問題成為整個社會的責任。
區塊鏈中公共物品資助的解法是為公共物品建立了一個市場——有一筆錢專門用來激勵公共物品的生產。很容易想到，理性的經濟人會受到自利的驅動而填滿公共物品。這時我們再一次進入經濟人的夢境中——做出大家認可的公共物品的人得到經濟激勵（在這個情境中最激進的一點是，擁有更多錢的捐贈者並不意味著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公共物品開始有利可圖，於是公共物品的供給方增加了，你看到各種各樣自稱是公共物品的項目，然而又不太想與他們為伍，因為它們可能是個騙局，或者更像是用來傍身和抬高身價的漂亮說法。然後我們需要處理各種各樣的作弊行為，例如創建大量假帳號去投票的（但完全符合經濟理性）女巫攻擊。
有需求，供給就上來了，同時也會出現各種逐利的行為。這確實挺讓人懊惱，「公共物品」的意義隨著對它的激勵的增加而迅速腐敗。改變術語會阻止這種情況發生嗎？我同意 Scott Moore：
遺憾的是，當任何一個術語被廣泛使用時，它總是會被消解，達到一種語義超載的程度；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找到了防止這種情況的方法 [3]。
儘管如此，「公共物品」的泡沫越變越大，它受到的關注也越來越大。
以太坊精神：建造公共基礎設施
以太坊沒有所有者。它需要資金來維持和發展自己。這是讓 Vitalik 等人一直以來為公共財資助鼓與呼的現實理由：為作為公共基礎設施的以太坊底層協議的維護和開發提供資金。
自以太坊誕生，這種焦慮和緊迫感就伴隨著它。在 Laura Shin 的《加密狂熱者：理想主義、貪婪、謊言與首個大規模加密貨幣熱潮的製造》（The cryptopians : idealism, greed, li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first big cryptocurrency craze）中我讀到，在以太坊早期，Vitalik 等人決定將以太坊看作非營利組織，並付出了巨大努力以擺脫對以太坊的資本化嘗試。但也許因此，以太坊的早期發展面臨資金短缺的問題，以太坊基金會甚至因資金不足而面臨關停 [4]。
2016 年的 The DAO 成立的部分動機也是透過社區募款去資助社區想要資助的任何事物，而不讓資本主導決策。在 2019 年回顧 The DAO 駭客事件時，Cristoph Jentzch 的態度是：
Jentzch 認為，The DAO 駭客事件最糟糕的結果之一，就是將加密貨幣的融資模式從集體組織轉向了直接面向投資者的 ICO 銷售。 Jentzch 說：The DAO 證明了你可以在鏈上籌集資金，但後來它崩潰了，讓尋求資金的專案空手而歸。 ” 更廣泛地說，Jentzch 對催生 The DAO 的更廣泛精神的衰落感到遺憾。“當時以太坊的精神，我們看待世界的遠見卓識：這與早期的比特幣玩家非常相似，” 他現在說。“我們仍然擁有一些，但也失去了一些。我們還沒有實現當年建構真正去中心化應用的願景。如今，在安全智能合約方面，我們的情況要好得多。我們不應該羞於再次嘗試大的事情 [5]。」
The DAO 很像是如今公共物品資助協議的先驅，它的嘗試戲劇性地結束。在 2019 年的熊市中，MolochDAO 出現，它延續了 The DAO 的動機，但決定優先考慮安全，盡可能少地寫代碼，做一個 “最小可行的” DAO。在白皮書中，Moloch DAO 的目標是為以太坊公共基礎建設提供資金，也就是 Eth 2.0 的開發工作。在隨即而來的牛市中，伴隨 DeFi，DAO 成了主要敘事之一，DAO 的數量井噴。有理由相信，頭幾個 DAO 的理念與實踐對後來 DAO 的普遍運作模式和傾向性的影響一直綿延：
1. 許多 DAO 直接使用 Moloch 協定（智能合約）[6]，如最近迭代的 Protocol Guild，它也使用了 Moloch V3 合約進行鏈上治理 [7]。
2. 在 2023 年里斯本的 Pragma 會議上，DAO 不再新鮮，深度參與 Gitcoin DAO，經歷過激昂與疲憊，最終選擇離開的 Simona Pop 回顧了她的經歷 [8]，她提醒我們：在 DAO 中我們是與別人一起工作，而不是為別人工作，而 DAO 最初的願景是多樣化價值觀。
3. 在一項正在進行的研究中（《Web3 中的章程》，Constitutions of Web3）[9]，Metagov 的研究者分析了 19 份 DAO 的白皮書，發現 DAO「經常將專案活動的預期受益者描述為全人類”，儘管在實際項目中可能會排除某些群體。
LXDAO 是否也繼承了 DAO 的整體願景的一部分，或者在創造這個願景的某個變體？ LXDAO 在某種程度上是以太坊「無限花園」的分形——它不想成為終端產品，而是想成為建設者集體的棲息地，讓那些看到和在意個體與其他人以及物質環境之間千絲萬縷聯繫的想法開花結果。
以太坊的這一面被許多作者分析，並將其對公共物品的資助或提供和維護基礎設施視為以太坊的願景。當然，以太坊沒有一份繪製好的地圖，但我大概可以說「提供公共物品」是以太坊的文化想像的一部分。那麼，為各自綻放的公共物品提供基礎設施，大概是公共物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這也是（我眼中）以太坊的精神。
無限花園是一個很好的意象－以太坊本身已是一個花園，同時它允許其它的花園或鮮花「寄生」在自己身上，索取的同時也在給予，這與經濟學的稀缺性邏輯完全相反。因此，我認為這從另一個角度（在經濟誘因之外）解釋了：在以太坊中，為什麼「公共財」會是如此流行的迷因。人類也是道德動物，漫天亂飛的「XX 龐克」除了姿態，也包含期待。以太坊的期待是成為公共基礎設施。
2. 公共物品和共有地，它們不一樣
在 Web3 領域，與 Commons 最相關的兩個思想家迷因可能是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和 Michel Bauwens。前者的作品被「公共財」的旗手們廣泛推崇（從 Moloch DAO 的白皮書，到受其影響而成立的 Commons Stack），後者則是「基於共有地的大眾生產（Commons Based Peer Production, CBPP）」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和思想家，與當地政府和政策制定者直接合作進行城市改革，與學者合作發展大眾生產（Peer Production）理論，並在加密領域繼續身體力行，推動 CBPP。
Commons 與 CBPP
我想先闡述 Commons 和 CBPP 理論之間的關係。
我將 CBPP 看作是 Commons 理論的子類別。 Yochai Benkler 在其 2002 年的文章《科斯的企鵝，或 Linux 與公司的本質》[10]（Coase's Penguin, or, Linux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11] 首次提出 CBPP，從標題中可以看到，與 Commons 所包含的廣泛思想不同（除了奧斯特羅姆特別關注的作為資源的共有地；還有將「共有地」理論激進化，作為對資本主義的抵抗與替代的思想，如哈特和內格里的「The Common」），CBPP 一開始的關注對象就是自由與開源軟體中的生產模式。
《大眾生產手冊》（Handbook of Peer Production）的第七章將 Yochai Benkler 和 Michel Bauwens 看作 CBPP 的兩位 “先知和倡導者”，並介紹了 CBPP 理論的發展過程 [12]：
1990 年代 Linux 在開源軟體運動中的聲量以及《大教堂與集市》對開源運動的描述產生的巨大影響力孕育了 CBPP 理論。開源運動中迥異於公司的治理模式、產權、與協作關係，以及超越「教會建造者」們的創造力和生產力，讓敏銳的學者和社會行動者們看到超越和替代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在 2000 年代，開源軟體社群帶來的新火種點燃了相關學術機構和社會組織的發展，這場運動也走出開源社區，走入對 CBPP 作為一種新生產模式的探索。
誠然，CBPP 是否足以顛覆現有的提取性機構，這一點仍有待歷史展開。但代表性的事件如 Michel Bauwens 與厄瓜多爾和比利時當地政府合作的 “共有地過渡計劃（Commons Transition Plan）”，已經證明了 CBPP 能夠影響實際政策。
回到共有地。對共有地的理解曾被歸納為四個角度：資源、產權、制度/關係、過程/實踐。我也見到將共有地看作一種生產模式（大眾生產）。「共有地」有時被視為具有競爭性但難以排他的資源以及對這種資源的集體管理制度（以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的作品為代表）；在另外一些時候，共有地被看作是動詞（Commoning），永遠在流動，在實踐中被不斷地生產和再生產，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參與對於共有地的共同管理和照料過程，就不會存在作為物或資源的共有地。
我在這裡將前三者看作是作為名詞的、靜態的 “共有地”，將第四個角度看作是作為動詞的、動態的 “共有地”。它們應被視為「共有地」的不同面向，而非彼此排他。
在試圖理解區塊鏈背景下的「共有地」一詞時，我想專注於對共有地的不同定義中廣泛存在的兩個要素，先忽略其細微差別，以便區分」共有地「和」公共物品” 兩個概念。如上所述，「共有地」既是名詞也是動詞（共同管理、共同生產的過程），涵蓋了共有資源及對其治理。
1. 從「名詞」的角度來看，共有地是共享的資源（如草地、或吃草的牛），不是最終的消費品，更像是基礎設施。它既是生產性的，也是消費性的。」共有地「的價值不限於其標價（交換價值），還包括在生產和再生產共有地資源和社區的整個過程中所付出的勞動（交換價值之外的價值），而不僅僅是最終的 “物品」。
2. 從「動詞」的角度來看，共有地是一個集體過程，是自下而上共同生產和共同管理的動態過程。不是政府會提供的、魔法般的「公共物品」。
因此，」共有地「首先關注交換價值以外的價值。它將生產的過程而非最終的物品放在首位。換句話說，集體中的生產關係比它能生產什麼更重要。而當我們提到 “公共物品 “時，通常指的是集體性的消費品，它們已經是 “物”，被自利導向的經濟人消費，這種物品的消費為社會帶來的滿足大於（常常是遠大於）所有理性個體付出成本之和。
建造與建模
這兩個面向──交換價值以外的價值、和生產與維繫物品的社會過程與社會關係──在公共財的論述中被忽略了。
在 2018 年的引入二次方資助機制的那篇論文中，結尾部分作者們展示了五個用例，是關於如何資助公共物品，而沒有一個是關於如何生產公共物品。例如一個新聞機構如何生產新聞（如果它們從這個機制中獲得了資金）？當然，這不是那篇論文的目標；然而，這樣關注於形式和量化的內容仍然主導著「公共物品」的討論。即使在當下，我們所探討的大多還是資助機制，以及對優化這種機制的偏執。這很有限，因為同時我們也能看到關於區塊鏈如何為鏈下世界帶來正向影響的、蔓延的焦慮。與將一切「上鍊」相反，是時候」下鏈」了，Web3 已不再新鮮 [13]。
我們不關註生產關係和過程，太想獲得結果；我們對價值的理解和認可，無論是被迫或主動，總是與價格相等。我不會說我們不需要錢，只需要美德。但我們需要對人類行為的更準確細緻的理解：人的動機千變萬化，理性算計只是其中一種。而在很多時候，利他不是一種美德，利他也是我們人性的一部分潛能。
這一切的後果是：我們不知道該如何創造「公共財」。當 Rune Christensen [14] 和 Simona Pop 各自表達對 DAO 的治理的擔憂時（她們分別來自可能是兩個最成功的 DAO：MakerDAO 和 GitcoinDAO），也是在擔心一個充滿對話、活躍的、協商的民主過程變成呆板的、形式化的、官僚化的表演。
即使在以 Commons 為名並深受奧斯特羅姆思想影響的 Commons Stack, ” 共有地「仍然有自己的挑戰 [15]——如網絡社區有數百人，但網絡會議中只有兩打人左右會進行討論與議題設定；採用多中心的方式以促進大規模的民主，但卻忽略了各個中心之間的權力不平等；提前設計的機制與假設總被實踐沖垮（去情境化的數學與經濟學語言具有擴展性，實際操作中卻全是情境；經濟學主義的普適假設撞上的是人類境況的地方性和多元性），正如由智能合約管理或” 自動化在中心，人在邊緣 “的 DAO 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證明只是一種神話。這些都讓我想起 Vitalik 在《我的童年走向終點》中所總結的 [16]：
我之前寫過的關於我思想的一個變化是，與十年前相比，我的思想涉及的經濟學更少。這種轉變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加密生涯的前五年中，我花了很大一部分時間試圖發明數學上可證明的最優治理機制，最終我發現了一些基本上不可能的結果，這些結果使我清楚知道：
（i）我正在寻找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ii）在实践中决定现存有缺陷的系统成功与否的最重要变量（往往是参与者子群体之间的协调程度，但也包括我们经常将其简化为 “文化” 的其他因素）是我甚至未曾建模的变量。
一方面我們需要更好的理論去理解人（不如從超越主流的經濟學開始），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在設計的複雜性與使用的簡明之間找到更好的平衡。建造（Building）的過程總是難以被建模（Modeling），但現實不會為此感到抱歉，理論可以。
區分
如上所述，我現在想對這兩個概念在以太坊社群中的意義進行簡單區分：
「共有地」的概念是過程導向的，關注「物品」生產與消費的過程；而「公共物品」則是結果導向的，關註消費物本身。
「共有地」意識到不同的「地方」也許存在著本質的不同——人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認為什麼是重要的或有價值的，等等。「共有地」要求先承認並尊重多元宇宙們間的不同，並盡力創造溝通的管道促進彼此間的理解，以此來自下而上地生產、管理、和分配共同資源；而「公共財」則從主流經濟學的假設出發，用數學語言設計「最優」的機制和工具，從而自上而下地達到資源的最優分配以及「公共物品」的偏好揭示和供給。過程常常被 “黑箱化”，高度形式化的語言也常常讓大眾難以理解和參與，但這也讓 “公共物品” 的機制具有可擴展性和普遍性。
相似性
概念的區分可能會很明確，但最終使用概念的人都在一個共同的、更大的過程中。就像有時候曾經以為永遠無法理解的，卻最終理解了；曾經肝膽相照的，也許後來形同陌路。當我們使用概念時，我們的使用也許會鞏固它，也許會分叉它。在對「共有地」和「公共物品」的使用進行歸納時，我看到了這兩個概念在使用過程中所呈現的區別；也同樣看到使用它們的人所表達的一致的東西。下面描述的是這些相似性。
手牽手：社會技術與高科技
Vitalik Buterin 和 Glen Weyl，兩人都擅長使用主流經濟學的語言介入以太坊，都不太使用 “共有地” 這個概念（Vitalik 頻繁在 “公地悲劇（Tragdy of Commons）” 的語境下使用， Glen Weyl 則認為 Yochai Benkler 所推崇的共有地的開放性留下的是大片以供殖民的空地而非自由），也是以太坊社區中推動 “公共物品” 的重要思考者 [17]。
除了上面引用的 Vitalik 今年發布的博文，他在之前也一直不厭其煩地強調去中心化（權力去中心化）的重要性，代幣投票在 DAO 治理中的缺陷，如何在機制層面提供、分配資金給普羅大眾所關心的公共物品，以及我們需要社會協調而不僅僅是激勵措施來促進區塊鏈系統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並逐步惠及更廣闊的人類社會。
Glen Weyl 說過，社會性的科技與科技應該彼此匹配，如果現有的機構無法跟上科技的快速發展，那麼我們可能需要回頭看看愛因斯坦的話 [18]：
人類在過去一百年所賦予我們的發明創造本可以使人類生活無憂無慮，幸福美滿，如果人的組織能力的發展能夠跟上技術進步的步伐。然而，事實是，在我們這一代手中，這些機器時代辛苦得來的成就，就像是三歲小孩手中的剃刀一樣危險。
公共財的資助機制是他所設想的「社會技術」之一，用以促進民主社區的出現和繁榮。然而，機制設計必須透過廣泛的公共討論來獲得合法性。這一點——而非技術上最優的解決方案——是首要的。因此他不是技術官僚。儘管他認為那些共同管理共享資源的社區（如奧斯特羅姆所研究的那些）是地方性的、非正式的、排他的、規模太小的、無法實現全球範圍的協調，但這並不意味著他認為這種社區的某些特徵不重要。例如他所認同的 Hannah Arendt 在《論革命》一書中關於社會變遷的觀點 [19]：
我對社會變革的看法是，我們實際上需要的是建立社會。我們必須建立一種合法性，也許它最終能夠得到國家的認可或取代國家，而不是從上而下地強加這類事物。
從多元開始，防禦第一
有趣的是，在近兩年，Vitalik 和 Glen 都逐漸走向光譜另一端（如果我先粗略的將 “公共物品” 和 “共有地” 看作是兩個端點，中間是一條連續的線），常常看到他們對形式化語言（經濟學和數學）和機制的反思，這當然與 Web3 和 AI 領域對於技術烏托邦的狂熱 (加速!)，以及這兩個領域權力集中化的危險（後者尤甚）有關。
在 2023 年末回應「技術樂觀主義」的討論的那篇文章中，Vitalik 這樣引入 d/acc：
總的來說，我看到有太多拯救世界的計劃會賦予一小群人極端和不透明的權力，並希望他們能明智地運用這種權力。所以，我現在被一種不同的哲學吸引了。這種哲學對於如何應對風險有詳細的想法，但它尋求建立和維護一個更民主的世界，並試圖避免權力集中作為解決我們問題的首選。這個理念的範疇超越了人工智慧，我認為即使在人工智慧風險擔憂基本上沒有根據的世界裡也是適用的。我會用 d/acc 來指稱這哲學。這裡的「d」可以代表很多東西；尤其是防禦（defense）、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民主（democracy）以及差異化（differential）[20]。
在這裡防禦是基準，就像經濟學和數學模型一樣，是為了防止最壞的事情發生。
Glen Weyl 的轉向更早，他在社交媒體和文章中多次表達過。他反對技術官僚或理性主義社群對於形式化知識的追求，並表達了自己參與建立社群（如 RadicalxChange）所獲得的東西（不比在學院獲得的東西少）。具代表性的是他在 2020 年底發布的《為何我不是市場激進分子》（Why I Am not a Market Radical）[21]，在其中他反思《激進市場》中的核心假設：由被他諷刺地稱作 ALONE（Atomistic Liberalism and Objectivist Naïve Epistemology，原子化的自由主義和客觀主義天真認識論…）所衍生的雙胞胎（看似是截然相反的兩端）－原子化的個人主義以及對於社會變革的技術官僚視角。
而在 ALONE 中，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的社會結構被認為是次要的，通常要麼被抽象化、機械化，要麼被極大簡化。在 ALONE 的世界觀中，主要問題是如何建構國家，使得個體在追求自身私利的同時，能夠最大化某種整體福祉相加的總和。正是從這種二元對立中，經濟思想中極端個體主義和威權技術官僚的組合得以產生。 ALONE 基本上假設了中間社會結構的不存在，使得國家成為社會變革介入的唯一自然場所。
這又我想到上文 Vitalik 在《我的童年走向終結》中的自省。
從《激進市場》和 RadicalxChange，到《多元宇宙》（Plurality），Glen Weyl 開始更主動地探索多元的技術（Plural Technology）和多元的製度（Plural Institution）。在他最開始描述這個概念的文章中，多元主義（Pluralism）被分成兩個部分，制度上的多元主義，以及認識論上的多元主義。意識到這個概念的廣泛和模糊性，他強調自己是在各個領域中現存的「多元」制度之上再往前推，面對這種複雜性，而不是回到單一的模型中去（如極右翼政客們的崛起）。
向混亂中去，從生態學的角度去看待人類社會；與其費力建立一致，不如珍視和哺育本就存在的不同，並將努力放在那些在根本上不同的人們之間建立信任和對話渠道的基礎設施。
防禦第一，社會第一，這是我從兩人的轉向所看到的。與對話和」非理性「所帶來的次優結果相比，將權力交給天才式的工程師是更危險的事情。技術應盡量追求可信中立，儘管需要先意識到完全「中立」只是一個神話（經濟學是中立的嗎？區塊鏈是嗎？）。科技的倫理應當被討論──我們要去哪裡？然後才是加速。在這裡，科技首先要保護和協調這種多元，或者說民主，防禦、差異。
全球性協調
這些之前都不在公共財的理論建構之中，而是在「共有地」的範疇內。而「共有地」也在嘗試擴展，靠近「公共物品」。
在近期的論述中，Michel Bauwens 構思了一個「全球-地方（Cosmo-Local）」的共有地系統，輕的東西（知識、資訊）應被全球共享，促進全球性的協調；重的東西（自然資源、工業廠房，生產關係）應交由本地的共有地社區管理。但並非直接直接取代國家和市場，這種構想是在承認物質資源有限性的基礎上，建構「共有地」、「市場」、和「作為夥伴的國家」三類制度交織並存的上層建築（關於他的新思考，可參考這篇和這篇文章）。
Vangelis Papadimitropoulos 對區塊鏈中的共有地案例的觀察是，僅靠區塊鏈技術很難擴展” 共有地 “，真正的改變需要更明確的主張，並和所有非資本主義的努力聯合起來成一個等價鏈，形成一個反對資本主義霸權的集體，它們需要將智識和實踐的開放性放在首位，避免將某些主張放置在其它主張之上。這樣的集體不鑄造紀念碑，而共生於多元宇宙。所以，以太坊中公共物品和共有地的理論建構都是在嘗試為現有社會機構無法解決的問題（或是它們所導致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它們都意在創造國家和市場之外的替代選擇，更關注豐富的社會實驗和替代實踐，在維護差異的前提下聯合或進行理論建模。從這個角度來看，共有地和公共財之間都在一個更大的過程中。思考者似乎把經濟學（以及共有地）看作是人類創造的眾多無限語言之一，是我們擁有的一個偉大的工具，但不是目的本身。
3. 在公共物品和共有地之外
終於到了結論部分。我意識到自己的結論很簡單：公共財與共有地理論之間是互補的，例如下面幾個對子：
·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 結構↔建構
· 菁英↔民主
· 普遍↔多元
· 正式↔非正式
· 全球↔地方
· 設計↔預兆
……
在以太坊社區，」公共物品「是主流，但它距離公共物品的端點太近，我們需要倡議對於活躍同時混亂的社區過程的關注，以為現有的機制和工具注入活力。
不如從重新想像公共物品開始——對公共物品融資做出的努力已經有了很大的成果，它們正在為公共物品建立一個民主的、有效的市場，而這種形式化的語言，使得它可能幫助處理更廣泛的規模上的協調問題。但如果，我們覺得區塊鏈技術能做到更多，以太坊社群能做到更多，我們必須跳出經濟學的框架，開始重新想像人，以及作為人的彼此如何共同且相異地建構我們願意生活在其中的現實。
我們需要在文化和社會層面進行實驗，而不僅僅是重複相同的心智模式（ALONE，就是你）。我們總是從習慣的地方出發走向新的旅程，但這不意將激勵機制帶入世界的每個角落，帶入我們靈魂深處——個人的或集體的。我們需要學習並與其他社群和知識傳統結盟，邀請不同的人參與和促進對話，在意識到我們彼此平等著不同的前提下尋找一種普遍的語言。這些必然要從小範圍的社區開始，透過各自實驗性的項目、社區去逐步建立和打開異質性之間對話的通道。當然，對於最終的、宏大的目標來說，也許這些是徒勞無功的，也許這些會成功。
我們不能指望用於解決大規模協調問題的方案也能自動解決其他規模的問題。問題有不同的規模，小規模的問題和大規模的問題在價值上沒有輕重之分，我們也不是任何時候都需要「可擴展」的方法。
也就是說，以太坊社群不能忽視日常生活中的剝削和權力動態，離開了這一點，建成的只回是空中樓閣。在這一點上，作為代幣的不是當下流行的加密貨幣，而是我們身體力行所建構和生活的、各種像氣泡一樣的自治空間，在其中我們活出，而非描述出我們認可的價值。預兆性是我們的代幣。
4.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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