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上篇》当中，我们对于虚拟货币是否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属性进行了讨论。本文继续讨论在传统游戏行业与 Web3 领域的刑事案件中，涉案金额究竟应当如何认定？
作者：邵诗巍律师
本案从一则上海法院的刑事判决切入，所涉及的是传统游戏行业中，员工利用工作权限修改后台数据并转售游戏币获利的行为。尽管游戏币与加密货币并非同一范畴，但在当前司法体系对 Web3、虚拟资产、加密货币犯罪 尚缺乏明确立法指引、裁判尺度尚未成型的情况下，办案人员往往会将游戏行业的虚拟财产案件作为类比基础，用以推断 Web3 领域刑事案件的法律属性、虚拟资产的财产性质以及行为的定性路径。
因此，在办理涉加密资产的刑事案件时，律师研究传统游戏领域刑事案件的价值在于，更好地了解办案人员处理虚拟资产案件时的思路和判断方式，从而做到知己知彼，更有针对性地制定诉讼策略，提升沟通的有效性。
在本文《上篇》当中，我们对于虚拟货币是否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属性进行了讨论。本文继续讨论在传统游戏行业与 Web3 领域的刑事案件中，涉案金额究竟应当如何认定？
如何认定本案的涉案金额？
在上海案件当中，法院在考虑被告人量刑幅度时，既没有直接采用游戏币的标价，也没有简单以行为人实际售出的价格作为定案依据，而是综合多项因素予以考量。该案的处理方式，对于律师办理涉加密货币领域刑事案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此，邵律师结合本案的思路及自身办案经验，对相关数额认定问题作进一步分析。
第一，法院认为，游戏币定价与其成本之间的关系较弱。与有体物不同，游戏币作为虚拟财产，一次产出后即可无限销售，游戏商在搭建完游戏系统后，仅需在系统内修改少量代码，即可无限产出游戏币。虽然沈某对其违规添加、新增的游戏币定价 100 万元，但其仅实施了简单的修改数据行为，几乎没有成本。
在加密货币领域，同样存在 “名义价格” 与 “实际价值” 严重不符的情况。Web3 项目方发行的代币即便设定了发行价、估值或不可增发机制，但这些价格往往仅是项目内部的经济模型设定，与其在真实市场上的可实现价值并不等同。因此，在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涉及职务侵占、盗窃、诈骗等罪名时，必须从 “流动性—市价—可实现价值” 三个层面进行区分。
首先，流动性是价值能否实现的前提。BTC、ETH 等主流币具备深度流动性，市场供需关系相对稳定，司法机关可以获得较为客观的参考价格。而许多 meme 币、项目方内部发行的代币，甚至部分仍处在私募轮、未上线交易所的 Token，其交易深度极浅，买卖双方高度依赖项目方控制，根本不具备真实的市场流动性。
其次，所谓 “市价” 未必是司法可采用的价格。大量代币在链上呈现的价格，可能是由项目方做市、少量成交甚至 “拉盘” 行为形成。其价格并不具备普遍性和可替代性，难以反映真实价值。例如，一个代币在交易所上标示 1 美元，并不意味着行为人能够以此价格卖出全部涉案数量。
最后，司法认定中更关键的是可实现价值。即：在不显著影响市场价格的前提下，该代币在现实中究竟能够以何种价格被变现。可变现金额才真正与财产损失、违法所得、涉案金额相关。对于流动性弱、交易深度浅或由项目方自设价格的代币，若以其 “链上显示的名义价格” 计算涉案金额，极可能导致量刑结果明显失衡。尤其是在 Web3 领域，代币受到项目风险、监管政策、交易所规则等因素影响，随时可能被下架，一旦失去交易渠道，其价格甚至可能瞬间归零，这进一步说明 “名义价格” 并不能真实反映代币价值。
因此，在行为人涉嫌职务侵占或其他数额型犯罪时，是以 “侵占时点的链上成交价格”、“代币发行阶段的 TGE/私募轮价格”，还是以其 “实际可变现金额” 作为数额认定依据，将直接影响量刑幅度，甚至可能决定案件落在三年以下还是十年以上的量刑区间。在代币存在随时被下架、无法交易、价格快速归零风险的情况下，更应当审慎判断其真实价值，避免数额认定与司法实际脱节。
第二，法院认为，游戏币定价与运营商因犯罪所遭受的财产损失数额不具有同一性。一般情况下，财产犯罪数额等同于被害人损失数额。但运营商可以通过修改代码的方式不断复制游戏币，即使其部分游戏币存在损失，仍可满足玩家的任何购买需求。因此，即便沈某违规添加销售的游戏币定价 100 万元，但这并不能等同于游戏商现实损失 100 万元资金。游戏币定价仅为游戏商可能获取的预期回报，而非现实的财产损失金额。
在加密货币领域，同样，币价应当如何认定始终是刑事实务当中一个极其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加密货币是否具备刑法意义上的 “财物” 属性，是其价值能否获得刑法保护的前提。主流币种（如比特币、以太坊）因具有稀缺性、公开流通性和市场定价机制，其财产属性在司法实践中已基本获得承认。但部分由项目方自行定价、缺乏真实市场流动性、没有实际应用场景支撑的代币，其价值与游戏币类似，更多由发行方主观赋予，而非真实市场交易形成，因此难以被视为具有普遍认可经济价值的 “财物”。
对于此类代币，在行为人非法获取或转移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邵律师认为，更适合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评价，而非直接以职务侵占等财产犯罪处理，以避免在数额认定上出现明显失衡。
第三，法院认为，对于游戏币等虚拟财产，应坚持适度保护的刑事政策。法院既肯定了游戏产业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也强调了其与青少年身心健康保护存在价值冲突。因此，在刑事政策上，应对这类虚拟财产坚持适度保护原则，对超额利益不予保护，换句话说，游戏公司若通过正常渠道销售游戏币，玩家是否充值，充值数额均不确定，若根据本案游戏币 100 万元的定价作为犯罪数额并责令退赔，会造成对游戏公司的不确定利益进行超额保护，使之因犯罪行为而获利，并不妥当。
在办理加密货币领域的职务类犯罪时，这一政策思路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自 2013 年《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以来，到 2017 年 “94 公告” 全面禁止首次代币发行（ICO），再到 2021 年 “924 通知” 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再到 2025 年 11 月 28 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十三部门召开 “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工作协调机制会议”，我们能够看出，国家始终将虚拟货币交易视为非法金融活动，并持续强调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在这一政策背景下，当 Web3 项目方、虚拟货币交易所等主体作为 “被害单位” 主张其虚拟资产受到侵犯时，其请求是否属于刑法应当保护的利益，是否具备 “应受保护性”，这值得商榷。
对这类案件而言，若直接将项目方或交易所视为当然的 “被害单位”，并据此认定高额数额，可能与国家在虚拟货币领域的监管态度产生冲突。因此，在涉及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等职务类犯罪的办理中，仍需结合政策导向，对所谓的 “财产利益” 是否属于刑法保护范围作更审慎的判断。
小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加密货币领域的涉案金额认定，比传统游戏领域的游戏币价值判断要复杂得多。其背后不仅涉及资产本身的经济结构与流动性问题，还叠加了更为敏感、更多层次的政策背景因素，使得司法实务中的数额认定更具不确定性，也更具争议空间。
写在最后：
对于长期深耕新经济、Web3 领域的律师而言，我们应当知道，游戏币与加密货币并非同一法律对象，其经济逻辑、技术基础与监管属性都存在本质差异。因此，我们在研究传统游戏行业的刑事案件时，目的从来不是将其简单套用到 Web3 领域，而是借此理解办案人员在面对 “虚拟资产” 时的思维模式与裁判习惯。只有真正理解对方的认知框架，律师在沟通和论证中才能找到切入口，实现有效对话。
但与此同时，更必须意识到：Web3 案件的侦办逻辑与传统案件完全不同。无论是代币的价值形成方式、交易机制、流动性结构，还是虚拟货币在国内的政策定位，都决定了这些案件在定性、数额认定和刑事保护范围上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和更强的争议性。办案人员往往缺乏行业知识，而律师的专业判断与论证路径，往往会成为影响定性方向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这样的案件中，律师不能依赖单一路径或传统经验，而应当结合自身大量涉币案件的办案实践，在 “资产结构—技术原理—市场价值—政策背景” 四个维度之间灵活切换，从而为当事人构建最适合的辩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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