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圍繞資訊技術探索新的價值尺度。
作者：馮光能，歪脖三觀簽約作者，小光的修真世界創始人
編輯：卡卡
就目前來說，數字遊民的活動更多是喚醒城市居民原本就有的記憶，讓大家重新重視公共生活與社區文化，重新關注公共性、可傳承性與可持續性。 這其實就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價值尺度。 如果城市居民能夠擁抱這一價值尺度，擁抱閒暇，也就有希望向數位居民轉化，從而逐漸擺脫內卷，恢復公共生活，推動社會結構轉型，同時提高文明發展的可持續性。
在 《生境與希望：從躺平無為到照亮世界的數位遊民》一文中，鄙人論證了現代文明最緊迫的問題在於公共生活逐漸消解，沉浸在 “掙錢—消費” 迴圈中的現代人被工業技術體系自身發展的趨勢所裹挾，越來越難以回應現代文明提出的各種挑戰，比如：社會結構僵化、學術工業化、金融泡沫、虛無主義、戰爭、人口老齡化、 氣候變暖、能源危機、物種多樣性降低。 這諸多問題導致了現代文明處於不可持續的加速發展趨勢當中。 當然，也恰恰是這樣的挑戰，開啟了對話的機會。
數字遊民與公共生活
作為社會實驗，數字遊民的行動正在喚醒的是人們關於公共生活的記憶和可能性。
首先，數字遊民展示了可能的閒暇時光。 閑下來了不一定要掙錢和消費，也可以是大家聚在一起，沒有什麼明確的目的，僅僅是從天性出發，在所棲居的環境中做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單純關注社交活動本身，並對這些活動進行記錄，讓共同生活的時光沉澱成為生命中的一份記憶，就像 DNA 創始團隊所做的那樣。
其次，數字遊民也展示了一種共同生活與學習的方式，比如在麵包樹花園，大家通過食物自由營滿足基本的物質生活需要，在精神成長營中開展讀書會等活動，參與者們會關注對話療法，在對話過程中相互關愛、相互治癒，促進彼此靈性生命的生長，或是描述各自理想的生活方式。
再者，數位遊民展示了一種討論公共事務的方式，比如在 Zuzalu，新的環境削弱了身份差異，讓秩序的湧現變得可能，不同身份的人能夠敞開來交流，在對話過程中不預設場，自由辯論、結社、反對和建設，彼此間相互啟發，真誠地探討文明所面對的挑戰。
對於大多數城市而言，數字遊民的生活方式中有許多可遷移的成分，原因在於，許多數位遊民的活動其實只是重新揭示了那些大城市居民原本就擁有的可能性。
比如，當我們和身邊朋友聊起社牛 KC 的故事，我們往往會感慨，原來當一個人意識到死亡是唯一確定的事情，開始選擇擁抱不確定性，並且願意主動拋對方感興趣的話題，性格就會變得開朗，就會慢慢和身邊的人分享記憶，讓生命變得越來越有趣。
又比如，當我們和身邊朋友聊起 cher 的故事，我們就會產生一種畫面感：在落地窗畫畫、寫詩，在一張張廢紙條上寫字，把一個個塑膠袋剪成不同的形狀，使用繩子創造約束的感覺...... 類似的行動是可以遷移的，我們也可以藉助身邊的一些簡單物品，通過靈感與創意，做成一個展覽，展示空間的詩學。
城市生活中並非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只是大家常常在快節奏的生活中遺忘了這些可能性，或是難以擺脫激烈的競爭氛圍，難以化解每天都在不斷產生的鬥氣，也就難以靜下心來和朋友們享受生活; 或是背負了太多的包袱，不敢讓自己的精神放鬆下來，習慣性地盯緊近在眼前的目標，也就更難以基於對全域的把握覺察整個城市的其他可能性。 這都是正常的，因為歷史具備龐大的慣性，城市居民也沒有必要奢望在一天兩天之內就掙脫歷史的龐大慣性。
不過同樣，我們也要對歷史的慣性有所自覺、有所反思，現代城市的加速發展而又不可持續這件事情是確鑿無疑的，雖然現今我們每個城市居民都置身在這樣一股趨勢當中，雖然我們每個人的能力都是微弱、渺小的，雖然我們暫時都沒有能力立即從這股趨勢當中抽身而出，但是，未來仍然是由我們每個人的選擇所開創的。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意識到，推動社會完成結構轉型，是一項需要每個人都參與進來的事業。
金字塔幻覺
我們往往會有一種幻覺，即認為我們的社會結構是金字塔結構，通過學歷、資本等硬指標劃分階層，比如找工作投簡歷，學歷往往構成了一個高效的篩檢程式，學歷不夠格，接下來就不用談了。 公務員也是類似的道理，所以在最近幾年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全民考研、全民考公的熱潮。
這樣的幻覺既是貌似符合實際的，同時也是有一定歷史沉澱的，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封建王朝時代，權力自上而下單向傳輸，社會權力結構偏向靜態，的確呈現出類似金字塔的格局; 第二，就目前來說，整個社會確實存在貧富差異，如果單純考察資本這一維度，整個社會的資本分佈確實近似呈金字塔型。
這種幻覺並不隸屬於某個人，而是根植在大多數人的心中，成為了一種集體幻覺，或者說意識形態。 所謂意識形態，按照阿多諾的定義，就是「必要的社會幻覺」，或「必要的錯誤社會意識」。。 需要注意的是，意識形態並不是一般的錯誤社會意識，而是廣泛被認為是正確的、但其實確實是錯誤的社會意識。 同時，雖然意識形態是錯誤的，但又是必要的，除非有了更好的替代品。
一方面，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作為幻覺是真實存在的，也就是說，大多數人都會認為我們目前的社會結構是金字塔型的，並且按照這種方式來理解自身所處的位置。 另一方面，這確實又是一種幻覺，而且這種幻覺會產生糟糕的歷史後果，所以我們會強調它是錯誤的。
首先，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根植於古老的技術環境，那個時代沒有互聯網，沒有民主觀念，人與人之間溝通不便，權力的運作方式是純粹自上而下的，權力的結構也就偏向靜態，社會階層就傾向於固化。 而現代社會中，我們有了互聯網，信息溝通速度大大提升，每個人所受教育水準都得到了提升，每個家庭、每個企業、每個政府機構都是一個小小的金字塔，每個金字塔的規模大小都不一樣，每個有號召力的人都是一個重要的節點，不同節點連接了金字塔的內部和外部。 在這個意義上，之所以說是幻覺，是因為我們的社會結構不是金字塔，而是金字塔群，這個金字塔群由一個個規模不同的小金字塔組成。
其次，這種幻覺帶來了極其糟糕的歷史後果，一方面，大家幻想著有一個無比強大的金字塔尖，什麼事情都是金字塔尖說了算，所有責任都由金字塔尖承擔; 另一方面，金字塔尖的能力、影響力都是有限的，許多問題的後果無論在邏輯層面，還是在實際影響層面，其實都難以和金字塔尖產生直接關係。 於是，最終我們發現，我們目前面臨的諸多問題，全都是無主之債，既找不到責任承擔者，又找不到解決方案。 而與此同時，整個社會的運作形成了龐大慣性，這種慣性會壓倒一切試圖向好的改變。 原因在於，不存在一個能夠力挽狂瀾的金字塔尖，與整個金字塔群所凝聚而成的歷史慣性相比，每個單獨的小金字塔都是脆弱不堪的。
在這個意義上，金字塔型結構作為意識形態，帶來的後果是毀滅性的，如果大家對這種意識形態缺乏足夠的自覺，仍然希望有一個「超級英雄」出現，仍然渴望找到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的方案，那麼每個人都是表面無辜、實際卻阻礙社會結構轉型的罪人。
如果歷史慣性本身是好的，那麼其實也無所謂，大家都安於現狀就可以了。 問題在於，現代社會形態是一種工業文明的形態，受效率邏輯支配，處於源源不斷的生產狀態，已經發展到了趨於極限的狀態，根本停不下來。 這消解了人們的公共生活：每個人都受內卷折磨，又深知這種模式無法持續，卻看不到走出困境的希望。
對於每個小金字塔來說，在這種歷史趨勢當中也很不好受，原因在於，如果小金字塔不遵循效率邏輯，而是試圖講情懷，那麼根本就無法生存。 而一旦遵循效率邏輯，都開始追尋資本的增殖，那麼不同小金字塔之間就呈現出競爭關係，這種競爭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會激發小金字塔的活力，但也帶來了許多不必要的損耗。 另外，小金字塔內部也呈現出激烈的競爭關係，帶來了許多內耗。 更致命的問題在於，數位化的資本不存在上限，但存在馬太效應，所以如果根基不穩，小金字塔的生存環境會變得非常惡劣。
之所以會面臨這樣糟糕的境遇，根源還是在於大家沒有正視技術環境，沒有擁抱技術環境提供給我們的可能性，深陷在過去的意識形態中無法自拔。 毫無疑問的是，社會結構轉型乃是大勢所趨，而這種轉型需要的既不是自上而下的指令，也不是自下而上的反饋，而是諸多節點之間的積極對話，是每個人的主動思考與行動，是人與人之間的協商與合作。 社會結構轉型的前提是意識形態的轉型，是思想的解放。
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 毫無疑問，社會結構轉型是可能的，因為每個小金字塔的規模是有限的，船小調頭易，伴隨越來越多的小金字塔完成結構轉型，社會秩序就會變好，每個人的生活也會變好。 與此同時，在社會結構轉型的過程中，每個人都能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影響身邊的人，影響自己所寓居的小金字塔，進而影響更多的小金字塔。
社會結構轉型的基本邏輯
無論是金字塔結構，還是金字塔群結構，其實都首先作為觀念，在每個人的意向生活中存在。 如果相信的人多了，它們就成為了意識形態。 也就是說，社會結構轉型的關鍵並不是物質形態的轉型，而是意識形態的轉型，是觀念的轉化，是思想的解放。 伴隨越來越多的人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公共生活就能逐漸得到復興，不同小金字塔之間就可能從競爭關係轉化為合作關係，許多大問題就能在協商過程中被逐漸分解，整個社會就有希望呈現出向好發展的趨勢，掙脫工業文明帶來的龐大歷史慣性。
目前來看，我們社會的意識形態仍然受金字塔結構支配，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社會運作模式既有好處，也有壞處。 好處在於穩定，壞處則在於過於穩定，或者說殭化。 受金字塔結構意識形態影響，新的崗位總是難以在舊有的價值尺度中找到位置，在孕育過程中會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阻力，就如道格拉斯所說的：“所有在我出生之前發明出來的東西都是理所當然的; 所有在我 15–35 歲之間發明的東西註定是要改變世界的; 所有在我 35 歲之後的發明都是反人類的。 ”
新崗位難以誕生，社會也就難以回應日益多樣化的就業需求，比如一個學習了前沿專業的大學生，可能找不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結果只能擠破了頭往舊的崗位中鑽，所學的東西也就成為了一種資歷，而無法發揮它應有的意義。 同樣，由於舊崗位有限，如果求職人數超過了崗位數量，而理想的崗位又是稀缺的，那麼就業就會變得艱難，內卷也就不可避免。
可以發現，當今社會，生產力已經能夠滿足人類的日常所需，大多數崗位其實已經不再關涉實際性的生產，而僅僅是用來維持階層秩序。 這也就是說，內卷的結果並不是給大家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而反而是讓大家生活得更累，社會底層承受的壓力更是與日俱增。 社會底層的慘狀又讓中產階級擔憂和恐懼，為了防止階層跌落，更加拚命地內卷，進而讓內卷變得更加劇烈。 整個社會處於惡性循環的狀態當中。
幸運的是，越來越多的人正在對這種惡性循環產生自覺，並且意識到：社會向好的出路在於讓底層也生活得有尊嚴，讓底層的生活也豐富多樣，讓底層也能享有閒暇，或者說，最重要的是，讓 “底層” 不再作為金字塔結構中的底層，而是作為一個豐富多元社會中的有機的一員。
這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意識到，我們的社會結構其實呈現出金字塔群形態，而且不同金字塔之間存在相互呼應的節點，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整個社會更可能發展成為一個萬花筒：每個小金字塔都像一面鏡子，映照著其他小金字塔的存在，襯托著其他小金字塔的存在，諸多小金字塔之間存在有機的聯繫，積極對話、相互協作，最終讓每個人都能自我實現，呈現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的精神面貌。 在萬花筒結構的社會中，每個人都能憑藉自己的一技之長，在社會這個大舞臺上彰顯自身的卓越。
在這個意義上，萬花筒社會其實是一種應合技術趨勢的社會理想。
這種觀念轉型顯然不是一蹴而就的，當然也並非不可能的，因為技術具有敉平物質生活水準差距的力量，比如，一個富豪用的上萬元的手機，與外賣小哥用的千元左右的手機，在功能上其實差別並不大。 只不過，在金字塔結構中，外賣小哥被系統脅迫，拼命提高效率，而難以擁有閒暇，與此同時，由於被系統脅迫的外賣小哥效率過高，所以外賣行業的飽和人數下降，還有許多找不到工作的人想做外賣小哥而不得。
如果我們關注人的境況，圍繞人的生活境遇反思當前社會，就會發現，如果我們關心社會福祉而非剩餘價值，關心文明興盛而非個體效率，那麼就可能找到新的出路。
對於居民的公共生活而言，閒暇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擺脫了效率至上的邏輯，許多學習了前沿專業的大學生，也就能在工作之餘擁有閒暇，他們可以在城市中找到一些聚居地，效仿數位遊民，開設各種沙龍聚會，吸引城市中各個階層的人士參與對話。 這樣，大學生們的專業沒有白學，城市中的公共生活也得到了恢復。 如果城市裡的聚居地的地理分佈合理，每個社區的人都能就近前往聚居地參與聚會活動，那麼在復興公共生活的同時，還能降低交通出行，減少化石能源的消耗。
聚居地未必一定是線下的。 在數位遊民的行動中，我們可以看到，通過會議軟體的視頻直播功能，線下活動與線上活動是可以結合的，或者單純的線上活動也是可行的。
其實，我們現在所操心的買房問題、養老問題，並不是最緊迫的問題。 原因在於，如果我們把這些問題放在首位，仍然按照效率邏輯行事，不改變社會結構，就難以誕生新的崗位，大家就還是內卷的狀態，無論買房還是養老都仍然很艱難。 而事實上，大家用來內卷的精力，其實都可以用來關心老人和小孩，關心愛人與身邊的朋友，乃至創造新生活。
反過來，當公共生活得到復興之後，大家通過對話就能協商出新的價值尺度，經濟秩序也就會逐漸恢復正常。 同時，由於我們的產能已經過剩，所以一旦經濟秩序恢復正常，一旦經濟秩序能夠促進社會資源得到合理分配，社會的崗位逐漸變得多樣，讓更多的人能夠就業，讓更多的人的需求能夠得到滿足，這樣，每個人都生活都會通往自洽，這是毫無疑問的。 當然，開創這樣一個向好的趨勢，需要我們每個人的努力。
可以發現，如果我們能夠在數位遊民身上看見那些被我們遺忘的可能性，我們就重新擁有了希望。 如果我們能夠圍繞希望進行對話，讓希望變得越來越具體，逐漸建立起越來越多的共識，逐漸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就有可能逐漸推動社會結構轉型，讓社會朝向作為理想社會形態的萬花筒結構轉化，逐漸消解階層固化帶來的諸多弊病，復興公共生活，同時提高文明發展的可持續性。
事實上，人類社會總是處於時間之流當中，總是存在各種各樣的缺陷，讓人類內心得以安寧的，其實是一種向好的趨勢。 比如，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大家物質生活水準並不如我們現在，但是人們的精神面貌不一樣，大家能夠看見希望，積極地聊想法、做事情。 當然，往回看不是不可能的，但卻是毫無意義的：我們這個時代，技術環境變得更加複雜了，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任何一個問題的結構都變得更加複雜。 這也就需要我們更多地關注想法，讓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關於想法的對話。
閑暇與對話：城市生活的最高形式
技術史先驅芒福德認為，對話是城市生活的最高形式之一，城市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劇場。 城市生活之所以有趣，就在於不同人能夠扮演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能夠對話，在對話過程中，每個人的人格都得到了充分的發展。 如果沒有對話，那麼城市也就不再作為城市，而是成為了一座座孤島，城市也就失去了靈魂，城市居民也就失去了公共生活。
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我們重視對話，重視公共生活，那麼，我們就能發現，數位遊民之所以能夠帶給我們啟發，是因為他們在積極擁抱技術環境提供給我們的可能性，而這些可能性是鄉村居民和城市居民都擁有的。 也就是說，社會結構轉型的關鍵，在於我們理解技術環境，從而能夠意識到過去價值尺度的局限性，積極對話，從技術環境提供給我們的可能性出發，對文化、政治、經濟秩序進行協商，逐漸探討出新的價值尺度。
就目前而言，對於城市居民來說，大家所寓居的技術環境其實也存在諸多顯而易見的優勢，比如：1. 產能充沛，產品多樣，能夠滿足大家的各種物質需要，使得閒暇得以可能; 2. 資訊豐富，信息傳播速度快，互聯網能夠源源不斷地向我們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滿足我們在知識、社交、娛樂等各個維度的需要，使得我們能夠通過各種軟體完成各種形式的對話; 3. 交通便捷，無論是旅遊還是探親訪友，都非常方便......
只是，受金字塔結構意識形態影響，階層固化導致的內卷使得我們缺少閒暇，也就難以擁抱技術環境向我們提供的諸多可能性。 比如，當我們沉淪在「掙錢—消費」的迴圈中時，當我們花了大量時間學習了新的專業知識卻找不到合適工作時，當我們為買房問題、就業問題、養老問題感到焦慮時，我們都錯失了閒暇，也就錯失了技術環境向我們提供的豐富可能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我們能夠看清社會轉型的邏輯，重視閒暇而不再是效率，讓個人、企業、社會形成聯動，逐漸朝向萬花筒結構的轉型，通過擁抱新的價值尺度，讓社會底層也能生活得有尊嚴，那麼，我們不僅有希望逐漸消解階層固化帶來的種種惡果，還可能給現代工業文明找到新的出路。
新的出路根植於我們對資訊技術的認識，也就是說，讓我們圍繞資訊技術探索新的價值尺度。 顯而易見的道理是：相比工業技術，資訊技術更加有利於可持續發展。 比如，我和一位朋友通過互聯網對話，消耗的是少許精力、少許時間、少許電能，而如果我乘坐飛機、高鐵這樣的交通工具去看這位朋友，消耗的就是較多的精力、較多的時間和較多的化石能源。
按照傳統的觀念，互聯網的這種特性會讓對話顯得「廉價」，以至於網路上的對話讓我們感覺到「分量」不夠，大家或多或少還保留著一種「重要的事情需要面談」的慣性思維。 但如果我們能夠感受到對話本身的分量，能夠尊重對話活動本身，那麼互聯網的對話也可以是正式的。 其實，對於許多學者來說，通過郵件進行對話的分量已經比面對面的交流分量更重了，也更能把事情說明白。 對於親人來說，許多難以通過郵件傳遞的情感在有的情況下也可以用過語音傳遞，多年的分離反而讓見面變得更加美好。 對於教師來說，會議軟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取代課堂，如果最終的考核形式也能通過線上進行的話，線上教學的效果未必就比線下教學要差。
當然，這並不是說肉身的在場對於對話來說就喪失了必要性，對於對話活動來說，在場的肉身所組建的場域仍然是獨特的，肉身的呼吸、肉身的節律、肉身的靈性、肉身的情態之間的交織是難以通過網路實現的。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恰恰是由於肉身在互聯網對話中的缺席，才讓我們更加注意到肉身在場的獨特性。
也就是說，重視互聯網的對話並不意味著輕視肉身在場的對話，恰恰相反，當我們重視互聯網對話時，我們重視的其實是對話本身，這反過來還會增加我們對肉身對話的獨特性的認識。
社會結構轉型的價值尺度
理論來說，在現代社會中，無論是鄉村居民還是城市居民，大家其實都是潛在的數位居民，或者說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是數位居民。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大家使用手機、電腦等電子產品的時間越來越多，越來越依賴資訊技術，而且也開始通過資訊技術與身邊的人建立關係。
然而，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是否使用了電子產品，也不在於沉浸資訊技術的時間，而在於我們衡量生活意義的價值尺度。 如果我們仍然堅持效率邏輯，那麼電子產品只是提高溝通效率的工具，比如原本需要花時間面談的事情，用聊天軟體很快就能談好; 如果我們關心公共生活，重視每一次對話，那麼資訊技術就是促進對話發生、提高對話品質的媒介。 所謂數位居民，其實就是善用資訊技術的居民，就是把生活的基本邏輯建立在對話之上，建立在資訊技術之上的居民。
如果大家對公共生活諸多形態有了認識與期待，就會在滿足了基本生存需要之後，從 “掙錢—消費” 的迴圈中跳出，更加關注人與人的關係，把公共生活本身作為理想加以認識。 同一聚集地內的人可以通過打招呼認識、相互熟悉，組織一些公共活動，復興社區文化，就像過去的鄉村生活那樣，大家都非常熟悉。 而與過去鄉村生活的不同之處在於，在互聯網時代，大家可以把這些公共活動的過程記錄下來，共用到作為公共對話空間與公共記憶空間的互聯網平臺。
由於我們著眼的是數位居民的公共生活，所以在社會結構轉型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把社區作為基本的關注單位，在這方面，706 城市計劃其實已經給我們提供了參考。 早在 2019 年，706 就意識到了，伴隨技術環境的革新，未來的 5~10 年中年輕人的工作方式、社交方式、居住方式會發生轉型，創辦了三個專案：706 共用客廳、706 生活實驗室、706 青年空間。 可以發現，無論是共用客廳、生活實驗室還是青年空間，圍繞的主題都是公共生活，關鍵技術都是互聯網。 比較獨特的地方在於，706 會把線下活動的組織看作一次對話的機會，在組織線下活動的過程中，在微信群中提供大量的背景資料，激發群成員的交流和分享。
可以發現，706 使用的資源其實就是城市中的現有資源，只不過轉化了對資源的使用邏輯，就提供了一種有活力的公共生活形式。 公共生活的復興與社會結構的轉型其實是同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面，在這個意義上，706 的模式其實也是可以被城市中的諸多小金字塔效仿的。 對於許多佔據優勢地位的小金字塔而言，這種效仿過程並不會太難，都有望成為推動社會結構轉型的主力。
同樣，我們可以圍繞社區的數位化過程來協商價值尺度。 這裡的社區，未必就是地理意義上的社區，也可以是元宇宙社區。 比如，當我們把面對面閒聊、跳舞、探討自治方案、站樁、練武術等作為公共生活的主體時，我們討論的社區，就主要是地理社區，對於地理社區來說，資訊技術的作用主要在於增強、記錄、保存和傳播大家的公共生活; 當我們把線上聊天、網游、短視頻、線上社區治理等作為公共生活的主體時，我們所說的社區，就更多是元宇宙社區，對於元宇宙社區來說，資訊技術不僅是公共生活的平臺，同時也是公共生活的記錄媒介、保存媒介和傳播媒介。 其實，地理社區和元宇宙社區有時候是同一的，有時候元宇宙社區會跨越地理阻隔，讓更多的人群產生關係和對話。
事實上，當資訊技術成為了我們生活的底色，地理條件對我們生活意義的影響相對而言就降低了，這樣，我們就減少了對物質環境的依賴，也就更加容易靜下心來反思我們肉身所寓居的物質環境，從而擁抱新的價值尺度，逐漸掙脫工業文明的價值尺度。
需要注意的是，工業文明的價值尺度是效率導向的，所以量化是必要的，量化指標也就是當之無愧的硬指標，對於仍然生活在工業文明當中的我們來說，這件事情是需要有所自覺的。 也就是說，如果仍然圍繞硬指標構造價值尺度，我們永遠無法擺脫工業文明的邏輯，也就不可能讓社會朝向萬花筒結構轉型。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重視軟指標，也就是質性指標，或者說定性的描述活動。
基於對資訊技術的把握，我們不妨把公共性（通過互聯網超越物質地理阻隔形成共在領域）、可傳承性（通過互聯網得到保存）與可持續性（減少化石能源消耗）作為社會結構轉型的軟指標。
比如，公共性可以通過觀看數、互動情況、互動品質等因素得到初步的認識，同時也取決於社區居民對公共生活的預期，有的社區居民可能期待關注數量高，有的社區居民可能期待互動品質高，有的社區居民可能期待的就是有一個兄弟社區，大家遠端關注、共同成長。 可傳承性也是類似，取決於社區居民對傳承問題的認識，比如有的社區會非常重視編號和分類，對數位化內容進行編纂，就像編寫一本書一樣，這樣後人閱讀起來就很方便，就更容易繼承前輩們的記憶。
可以發現，這兩個屬性都屬於軟性的評價尺度，難以用量化的方式進行測量，需要社區居民通過協商來達成共識。 在協商過程中，不同的社區的數位化指標的命名顯然也可以是個人化的，比如，在元宇宙化的遊戲社區中，大家可以利用閒暇時間，構造形如青銅、白銀、黃金、鑽石的等級秩序來衡量社區的發展水準，大家討論每個段位需要展現出什麼樣的特徵，也未必就局限於我所說的公共性、可傳承性和可持續性。 同樣，比較依賴地理條件的修真社區可以用煉氣、築基、金丹、元嬰、化神的等級秩序來衡量社區的發展水準。 在這樣的過程中，每個名詞的具體內涵也就不依賴外人界說，而是由社區內部協商確認。 當然，這個內涵是好還是壞，則是交由外部社區的人來評價，如果一個社區對自身等級秩序的內涵界定不靠譜，就很難得到大家的認同和關注。
相對而言，可持續性屬於有可能得到量化的指標，但這個指標的定位也應該是軟性的。 以交通出行為例，如果規定大家每周最多交通出行多少次，這樣就會扼殺生活多種多樣的可能性。 減少交通出行靠的應該是吸引，而不是強制。 如果社區的線下聚會、元宇宙社區的線上交互成為了大家習慣的生活方式，那麼大家就會自發減少對交通出行的依賴。
總而言之，對於社區數位化進程而言，軟性指標是更重要的，如果硬性指標佔據了主導地位，那麼社區的發展就可能遠離了目的（提高公共生活的幸福感，增強活動的公共性、可傳承性），而走向可測量的方向，社區的發展前景就很可能被諸多量化技術鎖閉，再度被工業文明的效率邏輯所支配。 如果要說可持續性，東非大草原人的過日子方式的可持續性是最強的，他們曾經生活了上百萬年，但那樣的日子幾乎是無止境的重複，幾乎算不上是生活。 只有當軟性指標佔據了主導地位，只有當社區的公共生活成為一種值得嚮往的公共生活之後，我們對可持續性的談論才是有意義的。
事實上，從現代城市的現有條件來說，絕大多數城市居民都能逐漸變成數位居民，重要的其實是這種過渡過程本身。 如果我們採取硬指標過渡，那麼城市居民的公共意識仍然無法覺醒，仍然無法回應現代文明所面對的挑戰。 如果我們以復興公共生活為目的，通過故事與理念來引導，讓社區自發形成內部的軟性指標，就有希望發展出形形色色具有獨特的社區，讓社區文化的多樣性自然生髮出來。
毫無疑問，這件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絕非朝夕之功。 畢竟，每個人都生活在歷史中，生活在業已存在的價值尺度當中，生活方式的轉變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立即實現理想，而在於讓理想作為理想而存在，讓大家能夠交流理想、談論理想，讓關於公共生活的理想變得越來越充實，讓大家的生活能夠逐漸趨近於理想的狀態。
無論如何，我們要創造的，其實是一種向好的趨勢。 如果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成為了數位居民，減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在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礎上，開始追求通過言說和行動的方式展示自身的卓越，關注記錄與傳承，那麼現代人的公共生活品質就會逐漸提高，大家的焦慮就會減輕，同時現代城市的可持續性就會增強許多。 這樣，我們回應文明挑戰的能力也就會越來越強，我們在世界中生活的餘地也會越來越廣闊。
眼前的希望與遙遠的理想
在城市居民向數位居民轉化的過程中，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並非可能性問題，而是路徑依賴和虛無主義態度。
所謂路徑依賴，說的就是大家習慣在原有的賽道上競爭，原因在於習慣了這一賽道提供的尺度，不願意接納新的事物以及新事物帶出來的新尺度，這是人類所具有的一類普遍現象。 虛無主義態度也就是凱恩斯主義所說的「長遠來看我們都死了」，或者現代人常說的「我死之後管他洪水滔天」。。 雖然我們可以說，長遠來看，數位居民在數字生態城市中的生活是更加值得嚮往的，也是更加可持續的，但短期來說，這意味著社會結構轉型，意味著城市居民探索並適應新的生活模式，這件事情本身是痛苦的、需要磨合的。 路徑依賴現象和虛無主義態度毫無疑問會在磨合過程中提供比較大的阻力，這是需要我們正視並且認真化解的。
問題的關鍵在於「眼前的希望」。 我們要做的事情，其實是揭示眼前就能看見的希望，並把這樣一個希望連接上一個遙遠的理想。
眼前的希望未必連接了遙遠的理想，也可能連接上人的本能與慾望。 比如健身，就是典型的「眼前的希望」——任何人都能通過舉鐵，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即肌肉變得發達。 或許，練武術的會在健身過程中更加謹慎，原因在於健身這種局部訓練的方式對「整勁」是巨大威脅，而且對肌肉的過度強調可能會導致對皮膜筋骨臟腑髓的忽視。 或許，中醫會說健身很多時候是健體，把氣往四肢傾注，這就導致我們忽視了蘊養內臟方面的命功。 但這些審慎的目光常常會被健身所帶來的立竿見影的效果徹底壓倒，細緻的論述和討論也就隨之淪為邊緣話語。 同時，伴隨主流消費主義話語的不斷膨脹，肌肉與性感挂鉤，健身與性愛建立了關係，年輕人健身的動力就更強了。 通過好好鍛煉身體，吸引性伴侶，讓伴侶的性生活更愉悅，這也是一種利他（她）的表現嘛。 伴隨消費主義和繁殖主義話語的合流，相比文明能不能延續這樣一個看似遙遠的問題來說，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數人更關心的其實是什麼時候能夠談戀愛，什麼時候能夠過上性生活。 這是無可厚非的。 其實，大多數人希望買房、買車、買化妝品、買護膚品也是陷入了類似的邏輯。
事實上，把消費品與性建立關係甚至進行綁定，在短期內，確實能為消費社會提供強大的消費動力，同樣，消費驅動生產，這股源於性本能的消費動力最終帶來的是社會消費品水準的高速發展。 當然，消費品水準的高速發展趨勢作為現代文明加速發展趨勢的一個縮影，同樣是不可持續的，畢竟無論礦產資源還是化石能源，都是有限的。
前文我們已經說明瞭，所謂社會結構轉型，根本在於意識形態轉型，也就是認清金字塔群結構的發展趨勢，讓社會結構向萬花筒結構轉型，這也就是說，大家的物質生活已經能夠輕易得到滿足了，應該開始關心更高的目的了，比如公共生活的幸福感、人類文明記憶的傳承以及文明發展的可持續性等 “遙遠的理想”。
這些更高的目的，其實就既關涉了眼前的希望，又關涉了遙遠的理想，問題的關鍵在於，大家能夠把這些希望看作實際的希望，在公共生活中言說這些希望，從而讓這樣的希望逐漸能夠超越人們對 “掙錢—消費” 的渴望。 比如，一個現代人有了兩百萬，其實就已經擁有了規劃理想人生的經濟儲備，但有了兩百萬的人並不會自動變成理想主義者。 因為路徑依賴的緣故，擁有兩百萬的人更可能是活在原來的賽道中，把擁有一千萬的人作為榜樣並試圖超越，畢竟，跳出已經適應後的 “工作—生活” 環境、在更大的世界舞臺中來規劃人生這件事情太過複雜，不僅需要不斷學習新的知識，而且要有面對各種不確定性的勇氣。
除此之外，路徑依賴並不僅僅包含了個人的生活習慣，還包含了與身邊人的羈絆，當一個擁有兩百萬的人想要實踐理想人生時，這也就意味著他還需要尋找到這種理想人生與身邊人的關係，不然他就完全脫離了原來的圈子。 按照這樣的思考，看見眼前的希望已經並非易事，用實踐探索理想的人生就更加困難。
但其實，如果我們真正看清了眼前的希望，實踐的道路未必如同我們想像的那般困難，遙遠的理想也並非遙不可及。 因為實際上，我們面對的不確定性本身也是有限的，而且，有時候距離反而會拉近我們和身邊人的關係。 原因在於，當我們意識到，自己向來就作為一個節點存在於小金字塔內部，存在於諸多小金字塔之間時，我們就能發現，自己的存在方式的蛻變將牽動整個世界的變化。 當然，這也意味著責任，在勇敢追尋自己的理想之前，我們需要反覆拷問自己的內心，反覆確認自己的道路，因為人生不能重來。 在公共領域彰顯卓越之前，我們每個人都要走過一段又一段的問心之路，在問心之路上，我們身邊的人可能會扮演各種角色，給我們設置考驗，我們應該珍惜這些寶貴的考驗，珍惜願意給我們設置考驗的朋友。
在這個意義上，通過寫文章記錄自身的行動，數位遊民已經在互聯網世界中形成了一座座小金字塔，或者說，每個數位遊民都像一座小小的燈塔，為他人照亮道路：數位遊民的活動不僅僅是喚醒城市居民對公共生活的記憶，他們也通過自己的實踐，讓城市居民看到更為豐富的 “眼前的希望”，揭示能夠帶給大家幸福感的公共生活，同時， 把這種幸福的公共生活與人類文明記憶的傳承和文明發展的可持續性建立起關係。
這也就是說，意識形態轉型的關鍵問題就在於：我們把什麼和眼前的希望建立關係。
在過去，消費社會把性與眼前的希望建立關係，提供了龐大的社會發展動力，造成了當今生產過剩、加速發展的趨勢難以停下又難以維繫的局面。 而現在，我們要有意識地把遙遠的理想與眼前的希望建立聯繫，從而逐漸改變整個現代文明的發展方向。
表面來看，這項事業就如同女媧補天、誇父逐日、精衛填海，但每說一句本真的話，都有一種回應時代挑戰的快樂，每做一件本真的事情，都有做成一件真事的欣喜。 而且，如果我們能夠善用技術，積極擁抱現代技術向我們提供的可能性，那麼這件事情未必如我們想像的那般艱巨。
可能當我們找到一個合適的支點，整個龐大的存在之鏈就開始為之翻轉，就像昔日哥白尼圍繞托勒密的偏心勻速點做工作，最終帶來了人類世界圖景的變革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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